11/20/2014
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是一个起点，拥有权力是需要按程序获取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中国的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
不幸的是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因此出现了不公平问题。
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
住房改革就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中国民主党员 马恩思
2014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