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铁明转自博讯网
作者：余地
《1984》：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
|
意思是，谁掌握了历史的书写和解释权，谁就掌握了一切。
我的理解是：与其说我们关注历史，不如说我们关注此刻和未来，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的投射。无论好坏，太阳底下无新事。
1894年爆发的清日（甲午）战争，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0年过去了，分析、评判这场战争的文字浩如烟海，但在以满清权贵为本位，将满清统治者的利益等同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价值观、历史观的笼罩下，这些文字仍未脱离洗脑的范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彻底改变我们分析、评价历史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掀起头脑风暴，中国历史将永远是悲剧的简单复制和循环。
阿克顿说：“历史不是一位主人而是一位老师，它充满了邪恶，它只对那些在历史中选择实例的自由人诉说它的真相。”
只有站在自由、大众而非政府、党派的立场上评判历史，才有可能得出有益于文明进步的历史经验，对清日战争的分析、评判亦不例外。
21世纪的我们，面对历史如同站在地狱门前：“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自由是历史的尺度
公元533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写的《法学总论》，将自由定义为“每个人除了受到物质力量或法律阻碍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能力”。法国《人权宣言》宣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罗尔斯说，只有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才是合法的。
罗素说：我们只反对一种自由，即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康德说：“每一个人都有权用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奋斗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无损正义。”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为公民。文明有其所固有的普遍而坚硬的内核：自由。没有自由这一基本属性或基本权利，我们就不配称之为人，而只能叫做奴隶。
自由是权利与责任的混合体，奴隶主之所以没有自由，是因为他在时刻提醒奴隶：“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阿克顿将自由当作人间至高无上的法律：“自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也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是否有益于自由，是衡量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一把标尺。离开自由这个基准，我们将无法正确评价道德、法律、国家的好坏或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法治世界，法律对个人应当“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禁止即为允许”，对国家则“法无授权即禁止”。
自由乃动物的天性，更是人类与生俱来、无可争议的基本权利和属性。自由意味着生命最根本的价值，但凡是人，无论生在何方，处于何种文化背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富裕或贫穷，喜欢孤独还是狂欢，乐于享受生命的灿烂或静穆，自由都是实现梦想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也是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摸索、创建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工具，以最大限度地拓展和捍卫自由。人类对自由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出现拉丁文“liber ”（自由）一词和自由成为文明世界主流价值观之前，为了生命的尊严和改善生活条件，自由的本能已在驱使奴隶和平民反抗暴政。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信仰和言论受到3位同胞的指控，500个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庭，以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苏格拉底“被民主”的悲剧，并非民主的失败，而是人们对民主的功用认识不清，对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产生了重大误解。他们错误地认为民主是终极价值，将民主凌驾于自由之上。
与任何规则、团体和国家一样，民主只是保障和捍卫自由的不最坏的工具。语言、文字、国家、社会、法治、民主、道德、市场、艺术、科学、发明创造，都应当是为了最终实现、保障、捍卫、扩大人的自由权利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或意识形态，以服务于自由为最终目的，历史理应是对这一过程的真切记录。随着对自由的了解不断深入，道德、观念、法律也在不断更新和改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自由本身。
小国也好，大国也罢，建国的目的无非是捍卫、扩大国民的自由，让人们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如陈独秀所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万般皆工具，惟有自由高：国家、民主、道德、法律等工具若伤害了自由本身，即违背、扭曲了建造这些工具的初衷。自由权、生命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这些让自由得以实现的基本人权产生于部落、城邦或国家出现之前，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非人间法律、规则所赋予，亦不能以法律、民主投票等形式任意加以禁锢、剥夺或限制，法律只能对这些天赋人权予以确认、固定和保障。在这方面，美国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堪为表率。
若问自由凭何天赋，就好比问眼睛、鼻子为何与生俱来，为什么我们是人，而它们是老鼠、猴子、猪？正因为与生俱来、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自觉追求，才最终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人类的创新灵感、求知欲望和与战邪恶的勇气，创造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强国因缺乏自由价值观而土崩瓦解。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利益应该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个人自由为“皮”，真正的强国只能是“皮”的集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严复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
数千年来，或内部倾轧，或外族入侵，或官逼民反，中国战乱之频繁堪称世界之最。有学者统计，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中国历史上大约发生过4000～5000次之多，约占人类战争总数的1/3左右。这片神奇的土地，因为缺乏自由价值观和相应的制度设计，再怎么流血牺牲、改朝换代，也无法走出“毁灭、重建、毁灭”的历史循环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漫漫长夜。
自由是万物的尺度，当然也是历史的尺度，自由史观就是用自由、人权的价值观衡量、评价一切历史。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史观决定了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什么、怎样改变现在，以及如何构建未来。
丘吉尔说：“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永远被奴役。宣传机构可以用谎言填充他们的思想，否认真理达数代人之久，但人们在漫长黑夜中被迷惑、冻结的灵魂会由于不知来自何处的火花而觉醒，立刻，谎言和压迫的构架将因此而受到审判。被奴役的民族永远也不要绝望。”
暴政是人类公敌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俄）、英、中、法，全都揍过满清，尤其是民国，不埋葬满清就建立不起来；由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除了加拿大，都参加过1900年入侵满清的八国联军：英、法、普鲁士（德国）、俄、美、日、意、奥匈帝国。19、20世纪，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都入侵过满清，步调如此一致，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满清暴政是人类公敌吗？
抗日战争和日清战争（1894），都是日本入侵中国，但因为民国与满清的不同，世界大国的态度为之一变。战争结果，中国一跃为世界大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满清挨打等于民众挨打，又何必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
包括海外学者欧立德《乾隆帝》在内的清史研究，刻意掩盖、回避满清的残暴统治，和对人权、国际法的肆意践踏，因为将暴政如实道来，会有一万个对它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如同二战时遭受盟军入侵的德意日法西斯。
《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美化专制的辫子戏充斥大陆荧屏：除了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民众无不知书达理、安居乐业，皇帝一个个爱民如子、从谏如流、智勇天锡、经文纬武，好一派和谐盛世的景像！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且不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广州屠城，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大杀、特杀，顺治17年（1660），中国人口从明天启3年（1623）的5165万人，锐减至1900万人！
“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自荆轲刺秦惨遭灭族，触犯皇权就是十恶不赦、株连九族的滔天大罪，历代王朝动辄以灭族、车裂、凌迟来吓阻民众的反抗。刀在心上的“忍”字，形象地说明了奴隶的痛苦。
1860年6月13日《华北先驱报》发表目睹清兵虐杀太平军俘虏的信件：清军把俘虏中的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先奸后杀。少女被刽子手“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些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棵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太平军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酷刑，他们的衣服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受到了最精细的残忍酷刑。”1864年天京陷落，清军展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无数太平军女俘遭受了骑木驴游街然后凌迟处死的酷刑。
忍字当头的草民，只有在忍无可忍、山穷水尽、“反亦死，不反亦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甘冒灭族和千刀万剐的风险起来造反。
有清一代，反抗的民族之多、次数之频繁、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结果之惨烈，堪称世界之最，仅台湾一地，便有1696年吴球起义、1701年刘却起义、1721年朱一贵起义、1732年吴福生起义、1770年黄教起义、1786年林爽文起义、1795年陈周全起义、1796年黄斗奶起义、1805年林瓶起义、1823年林永春起义。
官逼民反在中国大陆自然也是保留剧目：从山东满家洞农民起义到山东于七起义，清初顺治时期爆发大小起义42次；康熙时期爆发大小起义23次；雍正时期爆发起义13次；乾隆时期爆发贵州苗族起义、四川藏族起义、甘肃回族和撒拉族起义、湘黔苗族起义等大小起义12次；1796年嘉庆登基，川、楚、陕等省民众即献上大礼：延续10年、震撼全国的白莲教大起义；1805年，在台湾义军的配合下，浙、闽、粤渔民的反清战争达到高潮，险些攻克台湾；1813年天理教起义，一度杀入皇宫，嘉庆惊呼：“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除了太平天国等大规模起义，小规模起义多达上百次，个体反抗事件更是多如牛毛。
华尔洋枪队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那么，英军、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打击四肢都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满清，客观上支援了中国民众反抗暴政，怎么也成了坏蛋？
“养人如养六畜”（《管子》）、“牧民者，犹畜兽也”（《淮南子》）。学者蒋梦麟认为：“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好比一群羊，羊肥了就会被牧民杀而食之，于是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导致羊瘦，于是牧民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一旦遭遇外敌，统治者又希望愚弱不堪的民众变成百战雄师，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事吗？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国人境遇的高度概括，真切到了极点，沉痛到了极点。黑格尔说：“中国从本质上看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走不出兴亡周期律，就在于民众没有以和平方式制约权力、发泄不满的机会，民怨沸腾到了极点，就会像高压锅一样爆炸。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