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大陆西南山乡读小学。我县是个盆地，周围是山，中间是偶有丘陵的平原。我村就在平原中部，300 多户人家。那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树木长绿，溪水长流，百花盛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风景十分秀丽。一年稻麦三季收成，人们忙碌勤劳，吃的虽不算好，甚至有时吃不饱，但十分康乐。我从小就会喂猪、养鸡、放牛、割草、养鱼，稍大一点就下地干活，拔秧、插秧、耕田、割稻全都干。虽然很累，却也十分乐意去做。
贫富差异是存在的。我村最富的那一家，有土地几百亩，房屋几百间，还有池塘、草地、竹林，还有人在政府当官，也有人经营工商业。1945年左右，他家就有小汽车。不仅在我村，在全县也是出名的富家。尽管他家家财万贯，但很少人妒忌他，更没有人说要去偷他抢他。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人勤快，有文化，会经营，财富是清白做人代代积累的。他们家有钱但不乱花，当官但不腐败，还出钱在村里办很漂亮的小学和毡靴厂，嘉惠一方。我村的孩子上小学、中学均免收学费甚至杂费。所以村人，甚或外村人，一提他们家，都是十分敬仰的。老人教小孩时也都以他家为榜样。
村里的贫穷人家，也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点田地。每个人能力不同，性格旨趣不同，命运经历不同（比如遭遇疾病、事故之类），导致贫富也有差异。全村300多户人家，分住在几个小区域。我家居住的那一块儿，共15户人家，15户人家又分前村后庄。家家地亩数和经营方式各不相同。
有一户是典型的农业户。户主和妻子十分能干，使牛、种田、挑担什么都能干，一天忙到晚，有时还挑灯夜战。不过，他们一家都没文化、不识字，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种田，偶尔做点生意，虽辛苦，但很少偷摸。让他们干别的也不会，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还一户是专门做棺材生意，开小店，不种田。虽然有钱，人们也不愿学他，看见他怪腻歪的。还有一户，做中人，为买牛卖牛者做中间牵线人，也能赚点钱。他家大儿子还会医术，在本村一家私人医院工作，也有钱。但是做中人、行医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每只鸡都带俩爪，各刨各的食，各找各的前程。外村还有做豆腐、宰猪、卖肉的专业户，还有土建专业村、将军世家等等。
总之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睦和谐的。虽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绝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充满阶级斗争，充满仇恨，而且是你死我活。
我们那15 户人家，多数人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凭力气和本事吃饭。也有两户人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被人称作二流子。其中一家兄弟俩，年青时在外经商。老大忠厚肯干，事业有成；老二吃喝嫖赌，一事无成，未到中年就病死了。老二有二子，文化不高，仅小学或初中毕业。其中一子小名野仔古，奇懒无比，且诡计多端，为人十分奸诈。野仔古之弟火仔性暴狠毒，野蛮刁悍，敢把人活活打死。解放前夕，这一家由外地返回老家，因无文化，也无财产，又好吃懒做，没个正经，故生活无着。野仔古、火仔两兄弟经常打人、坑人、蒙人，或耍流氓痞子手段借人东西不还。哥俩也经常互打。1949年以前，这兄弟俩就对我家的东西十分垂涎，迫于国法，也不敢过分造次，只是暗中偷偷摸摸罢了。
另一家有个儿子叫更夫仔。其父没文化，靠种田为生，娶有一妻，多年不育。其时我曾祖父自学成才，考取秀才，被委任为我县县长。更夫子之父因不想种田，便求我曾祖父给他在县里谋点差事。我曾祖父为人甚好，便把他留在县衙做报信看门之类的事，晚上兼任更夫。后因生活好转，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更夫仔。这更夫仔长到10来岁时，其父死。他读完小学也就不读了。更夫仔既怕吃苦，又没别的本事，除了应付着种点地之外，每天摸鱼捉虾、挖笋伐树，懒懒松松稀里糊涂过日子，是一个十足的二流子。
我家原是贫寒人家。曾祖父早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其父给人当长工。可是曾祖父努力读书，自强不息，考中秀才，官至县长。又与乡人集资办学，亲自授课，成绩斐然。他还精通医术，常免费为乡人治病。他为官清廉，乡人许之。曾祖父生有五子，除让一子外出求学深造外，其余各子均在家务农或经商。通过艰辛劳苦，盖了房子，还买了十余亩土地。
由于操劳过度，除我祖父、五叔公活过60岁之外，曾祖父的其他三个儿子均英年早逝。我记事时，我祖父成天放牛、割草、养塘鱼、养猪，我祖母、我妈、大妈和几个叔叔天一亮就下地干活，挑粪、插秧或车水灌田，没闲过一时一刻。我也帮他们干活，种花生大豆时，我妈翻地我放种子。晚上祖母、母亲、叔叔们还要纺纱织布，常常累得倒头就睡。
曾祖父当过四任县长，死后政府和百姓还为他树碑立传。我上小学每天都从他碑旁经过，心中常有一种荣誉感。我叔公（祖父的弟弟）靠着我祖父在家从事农副业劳动支持他念书，最后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历史科。解放前当历史、文学教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省府委员。
我祖父临近解放时当过近一年的粮食仓库保管员。我伯父当过中学教员，解放后又考上研究生，当了大学讲师。我父亲解放后参军当过部队文化教员。三叔参军去过朝鲜，其余两个叔叔解放后上中学，后来失去联系，几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最后当上工程师和大学副教授。
我们是耕读之家。即使当学生或教师，平时寒暑假只要有空或没空也要挤时间参加劳动。我的几个叔叔，一放学就先去地里收稻子或挑担子、打场，很忙很累，但农活再累也要念书。中午干完活很累了，我爸把门板卸下，放在地上躺着睡觉。我们躺下时，即使再困也要先看看英汉字典，学几个单词再午睡。
环顾周围各家，没有一家像我们家那样努力、那样上进。我们家在十多户人家中真的如鹤立鸡群，文化高、作风正派、道德高尚。
解放前那三五年，我母亲、我大伯母、我奶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还有一个叫外乡仔的青年也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每天在农田干10多个小时，农忙时也有请人或换工的。我祖父、几个叔叔和姑姑，也都参加劳动，不仅种田，还养猪、养牛、养鸡、织布，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之家。因有在外做事、教书的，家里有点活钱，生活略比一般邻居好一些。
土改那年，来了工作队。他们摸底调查，扎根串联，也到我家吃派饭，认为我家是团结对象，还把我妈借到土改工作组，帮助成立农会搞妇女工作，计算成分等，常常深夜开完会才回家。最后，我家被定为中农，村里那位首户被划为地主，房子、土地被分，还有几户被定为富农。与此同时，学校、地方剧团大演白毛女。村民对地主黄世仁都很痛恨，但并不往本村联想。他们认为黄世仁是外地的，外地地主坏，本村地主好。我在学校也很积极，入了少先队，帮助共产党宣传这宣传那。
土改结束了，过了差不多半年没有什么事。可是突然从传来消息，要搞土改复查。我们家人想，复查就复查，还能咋的？但是形势越来越紧张。派来的工作队员也不到我家吃派饭了，更不找我妈开会了。原来邻居见面都有说有笑的，现在见了，立即收住笑容，把脸一扭就走了。一些要好的邻居偷偷给我们送信，说工作组要搞你们家。我们一听都大惊失色，如雷击顶。
后来得知，我县土改工作结束后，请来专区、省的检查团验收。他们均认为可以通过了，便呈报中共中央，结束土改。谁知中央报告毛泽东，请其批示，毛竟批示不通过，说这是和平土改，要推倒重来。原来毛心中有个百分比，每个地区地主户数不能少于这个百分比，否则就要重来。中央抽调大批外省的土改队员，直下到我县我村，重新摸底，主要是要增加地主户数。
我家已被他们圈定了！听说要定我家地主，我们的二流子、地痞、懒蛋、投机分子邻居们可高兴坏了！第一次土改时，他们知道我家有三个劳动力，定不上地主，他们也就分不到东西，便懒得动弹，不开会不学习。看到临近小区域的穷人又分田地又分房，还大把大把东西往家拿，都眼红得不得了。现在听说来了新的工作队，要定我家地主，他们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个个都来精神了，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我家一口吞了。
他们经常在我家周围东张西望，有时还用脚步丈量什么。看见我们家人，他们眼中喷射出异样贪婪的目光，像是恶狼见了羔羊，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他们常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地开会串通、挑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使我们十分害怕。特别是我爷爷奶奶，原本十分积极乐观，突然变得眼光凝滞、唉声叹气，常常抚着我们的头说什么时候你们能长大一点呀！我和爷爷奶奶睡一个屋，几乎每夜醒来都看见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长叹，有时还掉泪。
灾祸终于降临了。一天，我家突然闯进十来个人，还有四个民兵，用枪口指着我爷爷奶奶和我妈。几个人上来就把他们按倒，用绳子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背后插上竹签，拖着就走，我七八岁的妹妹也被拉走（其他家庭成员不在家），最后被推到早已准备好的斗争会场。
几个民兵上前一踢就把他们按跪在地。这时台下一片呐喊，口号声、锣鼓声乱成一片。接着就让他们事先教唆好的人一个一个上来控诉斗争我们。但是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最后就把更夫仔父亲的前妻，90多岁的老太太，扶上来控诉我们。老太太说我祖父乘她房子着火之际，迫她卖房欺压她，还动手要打我爷爷。实际是，更夫仔父亲过世后，他的两个老婆便分开单过。有一年，大婆住的房子（只一间）失火烧光，十分困难，缺吃少穿无房住，大家就想办法，安排她住进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她想把房子烧后的地基卖掉，就找到我爷爷奶奶。当时我家没钱，也无此需要，且她的房基地与我家房子也连不起来。可她三天两头来说此事，死乞白懒要我爷爷奶奶买下。我奶奶心肠软，被她缠得没办法，就从我们口粮中扣出两斗米，说是买房，实际是送她两斗米才算了事。此后地基就放在那里，谁也没动。这个老妇，平时我们对她不错，她还乘机讹诈我们。现在在工作队教唆下，她非但不感谢我家，反而恩将仇报，欲把我们至于死地。真是人性何在，良心何在！
最后工作队宣布，从即日起，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官僚地主！我爷爷本人是官僚地主分子，祖母和我母亲均为地主分子，监督改造。我母亲、祖母是全村公认的好劳力，天天参加体力劳动，还要你监督改造吗？说我爷爷是官僚地主分子，他当过什么官？不就当过几天粮仓保管员吗？说我们家从粮仓挑了粮食回家。是挑了，可是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挑回来的。当时发不出现金工资，是以粮代薪发给我爷爷的。
更为可笑的是说我们家雇了长工，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们说那个外乡仔就是我家的长工。那么那个外乡仔是怎么回事呢？那年我叔公外出回家，路经灾区，看见不少少妇把孩子丢在路旁。有个三四岁的弃婴，哇哇哭着向他扑来。他不忍心离去，就把他带回家。家人也都十分喜欢他，就当自家的孩子养着。因他来自外乡，小名就叫外乡仔。大了送他上学，一直养到十五六岁，读到小学毕业。因他生性好动，天资又不是很高，小学毕业后（当时文化已不算低了）不愿再读书了，就与我家的人一齐干活，一样吃穿。身体长得十分健壮，20岁左右，仪表堂堂，肤色红中带黑。我爷爷为了让他日后成家立业，费心机托朋友特意在一个工厂找到一份他十分胜任又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很高兴，和我们家人关系也很密切。
工作队搞土改复查欲置我家于地主成分，可是很明显，我家主要劳动力十分充足，达不到定地主的条件。于是，奸刁狡猾又无耻的土改工作队就和铁蛋、更夫仔以及诡计多端的野仔古等人串通一气，想把外乡仔作为突破口。他们用尽心机，极力挑唆外乡仔，并许诺他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以后好处大大的，还可以分到好房子好地。可怜又可恨的外乡仔，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对我家恩将仇报。在一次斗争会上竟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我们家人如何虐待他、迫害他，不给他饭吃。我家就这样有了长工，就这样被硬定为地主。
定了地主之后，全家可就惨了！我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不宜在部队工作为由遣送回家。起初还能教书，或给人补习，随后越来越恶化，至1957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地主家的狗崽子也遭殃了。我在学校念书，尽管每天要做苦工，但成绩十分优异。我经常没钱交学费买书，老师主动给我垫钱。即使这样，还不让我念下去，说我是专政对象。我含泪离开了学校，每天修路、挑石头、挑沙子。我一个叔父，高中毕业，考的成绩很好，但学校拒收地富子弟。他悲愤交加，一天背着家人，拿了一盒火柴跑到后山坡，坐在老祖宗的坟上大哭一场之后，把整盒的火柴往肚里吞，想以此了却一生。幸而被一位放牛的老汉发现，经灌肠才捡回一条性命。另一个叔叔，解放初参军，在部队搞医疗卫生工作。家里被定为地主后，很快也被送回家。仅有的一点就业费，也被村里那些流氓无赖骗走。他生活无着，精神失常，疯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的是我爷爷奶奶！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想祖先吃了多么苦，我们也辛苦了大半辈子，竟落到如此凄惨境地！可是那些二流子，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个个入党升官，当了什么农会主席、民兵干部，个个趾高气昂！他们实在真比土匪强盗卑鄙千倍万倍。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也就罢了，可是这帮土匪强盗明明自己是土匪强盗，却说自己是最革命、最光荣。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还放人家一条生路，他们却要害你一辈子，压榨你到死为止。
他们就住在我家最好的房子里，每天天一亮就象吆喝牲畜一样把我爷爷奶奶叫醒，稍晚一点就咚咚乱踢门。爷爷奶奶出来后，就被他们押着出去做苦工，一连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非但累如牛马，还分文不给。想问个究竟，他们把脸一沉，露出可怕又狰狞的面目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监督改造，还想要工钱！”
种田吧，留下一点田，非但土质不好，不易灌溉，而且季节已过，又无钱买肥料，只好种点杂粮什么的。这帮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东西，非但不给我爷爷奶奶种田的时间，还把统购统销分下来应由他们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指标压给别家，而别人的购粮指标却被他们贪占，害得人家没饭吃。本来我家有几个学生，可以向国家买粮，可他们就是不开证明。他们有购粮指标，又坑蒙拐骗弄来钱；有了粮，又有钱，就大吃二喝。吃饱喝足了就干坏事，就大生孩子。那个敢把人活活打死的火仔一连生下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最后生下一个男孩。高兴得昏了头，大摆宴席庆贺，共有六七十桌，气派热闹的样子简直难以形容，不知道比过去所谓的地主阔气多少倍。过去他们好吃懒做败光了家业，一旦有机会，他们铺张浪费起来比真正的地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毛泽东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他们最想发财，连做梦都在想怎样抢人家的东西发财，这帮无聊无耻的东西！
我爷爷既无粮又无钱，还要做苦工，饿昏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到人家喂猪的泔水缸里去偷捡又臭又烂的白菜叶子充饥。一次被我看见了，我眼一黑，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我抱头大哭！“奶奶，你把我们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过去再苦再累你都不怕，怎么今天竟惨到这等地步啊！当晚辈的不能报答你养育之恩，真是罪该万死啊！”奶奶只是掉泪，毫无办法。
爷爷奶奶连累带饿，还遭那些猪狗不如、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歹徒们管制，实在抗不住了。一天早晨，爷爷走出家门，跳水塘自杀。等到找到他的尸体时，已被水泡烂了。我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过几天上吊自杀了。家人为她收尸时，眼睛怎么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在外工作的三伯父一直音讯全无。我们明知凶多吉少，但还是忍悲含泪，竭力不去想他。终于传来的噩耗是：家庭被定为地主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劳动，文革挨游斗，惨不忍睹。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头戴高帽，双手被绑。但他突然挣脱绑绳，推开旁人，越过栏杆，从四楼跳下，脑浆崩裂。
三伯父死后，他们不许我嫂子哭，要批斗她。人性、天理、良心在他们的字典里早已是罪恶的东西了。嫂子怕我们伤心，迟迟不肯、不敢把消息告诉我们。最终我一听到这个信息，当即晕了过去。
我父亲早已不想活了，只是忍辱含垢，再挣扎几年，把孩子养大一点。但是这环境、这形势，我们这号好人还能活吗？全身灌满邪魔的二流子们早已成仙成妖了，他们大办人民公社多吃多占，大办食堂顿顿鸡鸭鱼肉，大刮共产风吃吃喝喝，他们除了吃喝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奸狡诡诈的二流子野仔古，白吃白占成了瘾，自己不养鸡，竟到公社去诬告我爸偷他的鸡。我爸我妈没有办法，含着眼泪把唯一能下蛋的母鸡给了他。
我爸万般无奈，满腹经纶的大学生为了拉扯几个孩子，最后只好去学理发。可是那些狗东西连理发也不让我爸干，说我爸利用理发宣传封资修，砸了他的理发挑子。已经活到头了，我爸心一横，把几个小的孩子托人送到江西，给了人家。那几天，他好像心情好了，有说有笑的，谁知那是在最后安慰我们！那几天，他收工后总说去挖点野菜，然后就独自一人背着锄头走了。有一天，再也不见爸爸回来，我妈、我和大弟弟都着急了，四处叫喊，不见人。我们连哭带跪，求人帮忙寻找，黄昏时分才在对面山坡上发现了他。只见他躺在一个墓坑中，旁边还有一个装敌敌畏的大瓶子。我一看明白了，原来那几天他一人背着锄头出来是给自己挖坟墓的呀！墓坑挖好，喝下敌敌畏躺下，永远离开我们去了。我一时急火攻心，哇的吐了一大口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妈一看也一头栽倒，但很快就爬起来，朝旁边的池塘一头栽去，幸被人死死拽出才幸免一死。
我们把父亲的尸体收拾好，火化后，我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了一小撮父亲的骨粉藏在身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掏出装着父亲骨粉的小塑料袋，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退了两步，趴在地上向它磕头。我说：“爸爸呀爸，孩儿不孝无能，未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之万一。今晚望你在天之灵再助孩儿一臂之力，助我逃出魔窟。”说完，泪水雨下，我把父亲骨粉重又藏好，然后紧闭眼睛，纵身跳入波涛翻滚的大海中，游向茫茫的对岸。我大声喊：“老天呀，你开开眼吧！真理何在，天理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