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地主婆刘大妮是我们村里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10多岁，比我母亲大10多岁。刘大妮是个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老处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户小地主家的独生子。白净秀美的刘大妮取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证明她并不是大富大贵的娇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又那么圣洁。
刘大妮的未婚夫姓蔡，起初在河南省城开封读书，后来竟没有音信了。在儿子没有音信的情况下，蔡家征得刘家的同意迎娶了刘大妮。代替儿子与新娘子拜堂成亲的，是蔡家的小女儿。大嫂子与小姑子拜堂成婚，称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老辈人经常谈起，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蔡家守了几年活寡，刘大妮遇上土改。这个连丈夫都没见过一面的已婚处女，不仅家产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过刘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劝刘大妮放弃地主家庭，嫁给贫下中农，说是城里一个妓女嫁给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个白胖小子，邻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给本村的另一个老光棍，现在也过起了幸福生活。刘大妮抄起棍子，把这位好心人赶了出去。此事传扬出去，成就了一段贞女佳话。后来刘大妮从外乡抱养了一个男孩儿，像模像样地度起寡妇生涯。
抗美援朝时期，村里一轮又一轮强征公粮。年轻漂亮的已婚处女刘大妮，每一次都被拉出来挨第一刀。强征公粮动员会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从乡里派来的荷枪实弹的公家人，总是先让地主富农们带头上报要缴纳公粮的数目。热闹一通之后，公家人劈头断喝：“刘大妮站起来！”刘大妮便只好应声而起。“你家打算缴多少公粮？”刘大妮报上数目后，公家人大发雷霆：“把刘大妮绑起来押乡里去！”于是人群中冲出两个彪形大汉，把刘大妮五花大绑拉扯出去。接下来的强征公粮自然是一片踊跃。被绑出去的刘大妮其实并没有被押送乡里，而是走出村口便松绑回家去了。刘大妮被工作人员当作革命斗争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后，回到家里补偿和慰劳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来炸油馍吃。
刘大妮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与炸油馍有关的游斗游街。记得那是一个三伏天，我大抵在四五岁之间。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子中央的学校操场旁边，一边观赏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上体育课，一边拿自制的玩具红缨枪做着摹仿动作。突然间，一阵锣鼓声由远处传来。正在操练中的红卫兵学生失去约束，一窝蜂冲向街头，向着敲锣打鼓的声音迎了过去，嘴里兴奋地叫喊着：“看游街了，看游街了。”
我们几个光屁股小孩从人缝里钻了进去。那天游斗的对象正是刘大妮。她身上穿的是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大红缎子的新棉袄和新棉裤，胸前挂的并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铁锅，五彩缤纷，汗流浃背，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抓人游街的组织者，照例是村里的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之类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还有跟随在他们身边的骨干民兵和积极分子。游街队伍停下来，先是村干部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刘少奇！”之类的革命口号，接着是一个姓姚的男人揭发一些我当时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后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原来，前一天下午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刘大妮与村里的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绑拉到主席台上跪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回到家里，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馍慰劳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里。
这姓姚的男人本是县城中人，在战争年代立过功、负过伤。光荣复员后，在县城里当了一名小官。1958年大跃进时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里的一名干部请到村里，领导全村人进行向共产主义天堂大跃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利用控制集体食堂的权力欺男霸女，玩弄过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却从来没有能够把刘大妮搞到手。大跃进过去，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斗之后被撤了职，依然不肯放过刘大妮。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让占便宜就要去告发相要挟，刘大妮却像电影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刘胡兰那样宁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恼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队部告发刘大妮抗拒改造，同时却隐瞒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图。
遇到这种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事件，村干部自然是闻风而动。他们带上几个民兵冲到刘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馍和用来炸油馍的油锅。姓姚的干脆从刘大妮的衣柜里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红缎子的棉袄和棉裤。一帮人极其野蛮地扒下刘大妮身上的单衣单裤，把棉袄棉裤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锅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条绳子牵着上了街。
拉刘大妮游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出好戏。附近的几个村里除了许多越穷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还有更多不大甘心地娶了丑婆娘的男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这位任谁都搞不到手的老处女，无疑是公开发泄变态性欲的最佳对象。
时近中午，被人们推搡簇拥着往前走的刘大妮，浑身上下冒着热气。红缎子棉袄的扣子早就被人扯开，两个大白奶子上点缀着一颗颗混浊的汗珠。每当刘大妮支撑不住瘫倒在地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壮汉冲上来撕扯一番，捎带着在她的细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凑上来占便宜的，还有一些丑陋不堪的女人们。她们用铁锅上的油泥涂在刘大妮粉白透红的脸蛋上。
刘大妮最后一次瘫倒在街道中央时，任凭这些男女怎么揉捏撕扯，怎么喊口号吐唾沫，她都是瞪着双眼不能动弹。一个与我一样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间亢奋起来，举起小鸡开始往刘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没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刘大妮一条性命，心满意足的大人们喝一声彩，轰然而散。
到我读小学时，几乎天天与刘大妮见面。我的身份是小学生，她的身份是专职打扫学校厕所的地主婆。当年农村人没钱买卫生纸擦屁股，印着红头文件和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就是他们最好的手纸。有一个贫农出身却又有些痴呆的红卫兵学生，因擦屁股不知把领袖像折进去，领袖脸上被抹上屎。老师和同学们当即把他从厕所里拉出批斗游街。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来说，从作业本里撕扯下来的废纸就是最好的手纸。遇到没有作业本的时候，就只好从厕所墙壁上取下土块和石块蹭上几下，或者沿着厕所墙壁的棱角从上到下蹭下去，这样就无形中增加了刘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厕所里看到刘大妮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的身影。我当时已经懂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防大逆之类的圣人古训，非常奇怪刘大妮何以面对我们拉屎撒尿而无动于衷？而我们自己又何以能够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无所顾忌？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答案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刘大妮一脸圣洁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连同六个同胞兄妹当猪崽子喝斥喂养的亲生母亲来，我总觉得刘大妮更加亲切也更加圣洁一些，以至于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会隐隐地产生一种失落感。直到近年读到杨绛先生的自传，我才恍然大悟：刘大妮正是一位与杨绛先生相仿佛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伟大女性，一位在强制异化的残酷和荒诞中，始终葆有意志的坚定和人性的辉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杨绛先生所说出的，也许就是刘大妮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16岁离家后，我再没见过刘大妮，对于刘大妮的那份美好记忆却一直伴随着我四处漂泊。她最后结局如何，我既无从知道，也不愿深究。至少在我个人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是一位美好的受难女神。残存在没有人性的变态社会和邪恶年代里的人性火花，才是人类文明薪火流传的真正火种。
补白：小溪河公社社员张新兰，1959年春因生活困难，全家外流滁县2个月，同年8月又带领两个小孩外流到娘家。1960年3月回家，丈夫死了，一个妇女带4个孩子生活(最小的5岁)。1960年夏季，当地口粮标准名义上规定1斤，因包产不落实，实际仅半斤。秋收结束即断粮，早秋作物搞一点吃一点，食堂经常停伙。她家因小孩多，吃不饱，不断偷青，自己交代小孩偷大麦约100斤，本人藏小麦150斤，还偷小秫秫（高粱）、玉米、谷子等。所偷的粮食大部分被干部查出。为偷青，张曾被斗两次。第一次在会上承认了错误，表示不偷，可是第二天就饿了一天，又得去偷。第二次在会上挨斗时，张新兰说:“不偷没办法，小孩饿得哭。偷了你们看见就拿去，看不见我就吃，今后我还要偷。”最后，张新兰被逮捕，判了3年徒刑。家中丢下4个孩子无依无靠，全靠左邻右舍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