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由中国民主党计生观察员高聪2014年10月7日转自博讯网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06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作者：易富贤，杨传银/采
古代政府再怎么独裁再怎么残暴，也不能管到老百姓家里；现在不但管到家里来了，还将手伸进了老百姓的身体里了。可以说，计划生育反映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
嘉宾简介：易富贤，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系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
访谈时间：2012年5月15日上午
访谈地点：(Costa Coffee万柳华联店)
杨传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计划生育的？
易富贤：我是湖南湘西的，父亲今年90岁，他给我灌输了比较系统的传统生育文化，因此我本人是不希望只生一个孩子的。我出国的原因之一是既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又不违背国家政策。但1999年出国后，发现所谓“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其实是谬论，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后，发现不孕不育比例剧升，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人口政策。
杨传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一直存在，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政策导致的问题也非常多。但这么一个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政策有没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呢？
易富贤：我觉得计划生育对中国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
杨传银：那当初为何会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呢，而且还是作为基本国策？
易富贤：当时政策说当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0亿，粮食很短缺，很多人就以为贫困的原因是人口增加太多。当时为什么人口会增加呢？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6‰，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1981年的35‰。1950年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81年为68岁。可见，1949年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
经济一直还没发展起来，因为人口增长到经济增长有一个滞后期，小孩成为生产者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一方面寿命延长，另一方面经济没搞起来，所以很多人觉得是生得太多了，这是一个假象。当时就业也有问题，有人认为由于人口多就导致了就业压力和失业问题。1959-1979年中国出生了5.3亿人口，假如依照马寅初的理论，只有2点几亿人出生，1959年以后的2/3人口都没有机会出生的，中国目前就已经崩溃了。
杨传银：您在书中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未必会上升太多。依据是什么呢？
易富贤：因为随着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发达，生育率就会下降。联合国有一个指数，叫做人类发展指数，这个指数越高，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学女性毛入学率越高，生育率也越低。所以，假如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生育率也会下降。所谓“计划生育少生4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会达到17亿”，是假定中国人口增速与印度同步，但中国社会发展水平超前印度十多年，教育水平更是远远超过印度，因此中国生育率下降肯定比印度要快，人口增速肯定远比印度低。泰国对中国更有参照价值，社会发展水平跟中国差不多，教育水平比中国还要低一点；假如1973年中国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人口增速最多与泰国同步，那么中国现在也只有15.2亿左右，人口结构将大为改善，我们的经济实力和潜力就会大幅提高。
杨传银：政治体制改革未完成，社会保障也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没有计生政策，会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
易富贤：中国目前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没有补偿性出生高峰的话，生育率只能达到1.7，今后面临的是人口迅速下降，不可能出现人口增长过快现象。传统的家庭养老是Family security ，现代的社会养老是Social security，其实都是下一代养上一代。Family security延续了数千年；Social security目前只有六七十年历史，就出问题了，因为它是大锅饭。现在中国社会的养老还没建起来，家庭养老也破坏了，将导致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
杨传银：最近您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特别关注了“失独家庭”的问题。
易富贤：最近我分析了一下，吓了一跳，目前中国有一百多万的“失独家庭”，以后将达到一千多万，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每个独生子女家庭都是一个高风险家庭，小孩一出事，父母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对家庭的危险系数较大。
杨传银：总结一下，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有哪几个方面的影响？
易富贤：一个是老龄化，老无所养，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个是经济衰退，因为劳动力短缺，老年抚养比增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跳跃性下降。
还有一个是就业问题，计划生育导致了高就业压力。其他国家平均是两个人口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也就是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左右。但是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减少了生育，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61.4%。假如中国目前13亿人口的市场只能提供6.5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力，额外过剩了1.5亿劳动力。中国目前是靠国际市场来给中国提供就业机会的。但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即将走到尽头：1、中国年轻劳动力减少后，国际投资就会减少，给中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2、印度劳动力增加，很多国际企业就会转移到印度；3、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购买力下降，也导致国际市场萎缩；4、发达国家将保护本国制造业。所以今后中国将出现高失业劳动力的就业，将出现很大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光棍危机。虽然1980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但由于婚姻时间有滞后期，光棍问题到2013年才开始显露出来。今后将有四千万光棍。
四千万光棍，上千万失独家庭，四亿老无所养的老人，可能威胁社会稳定。
废除计生政策的难点：计生系统利益链
杨传银：您在演讲中提到，今后鼓励生育会非常艰巨。您觉得破除计划生育政策的难点在哪儿？
易富贤：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决定了今后生育率将很低，尤其是中华生育文化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停止计划生育的难点，一方面是决策层的思维观念问题，因为决策层总觉得中国人口问题太严重了，一出问题就想到人口太多了。温家宝总理代表了中国官方的普遍心态，他在哈佛的讲演中说中国13亿人口，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都是一个大问题；任何一个大成就，除以13亿都是一个小成就。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这个观念在决策层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个想法，比如感觉北京人口太多了，如果少一点就好了，不拥挤，他没有想到北京的活力刚好是不断涌入的劳动力推动的。所以这是观念问题。
还有一个是计生委的利益集团和人口学界的利益集团。对计生委来说有一个饭碗的问题，不搞的话，他的饭碗就没有了；对人口学界的话，也涉及到切身利益问题。人口学界一辈子的理论就是控制人口的，你说他们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肯定不愿意承认，他们必然会用错误的理论不断掩饰他过去错误的理论。但如果他们的理论能够持续发展，国家民族就不能持续发展了。
杨传银：昨天《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一个关于超生罚款的消息，说全国每年“超生罚款”金额可能超200亿元，但是这些钱的去向从不公开，成了谜。
易富贤：这个也无法公开，因为钱到哪里去了，国家也不知道，国务院财政部也不知道，因为这个钱是隐性的。计划生育罚款，灰色空间很大，地方政府自主权也很大，所以罚多少谁也不知道，给国家财政多少，可能比例也很低。有暴利就必然有暴力，强盗都要该行当计生干部了，所以计划生育一般都很残酷。
杨传银：最近我听说山东一些乡镇为了解决计划生育，在各村摊派任务，指标是人民币，很多村子都摊上了几十万的罚款任务。
易富贤：所以地方政府也非常积极。以前农民要交农业税，现在农业税没有了，很多费用也没有了。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怎么罚款都没问题，罚其他的款可能增加农民负担，上面还有意见；抓计划生育不但能够获得利益，而且还可以往上爬。并且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是一票否决制，对官员有威胁，因为在其他工作干得很好的，如果计划生育抓得不好的话，一票否决制把官员否决掉了。这种一票否决制导致基本国策绑架了中国所有的公务员，很多官员都是抓计划生育而晋升的，这也是一个阻力。
杨传银：现在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利益关系网，而且也一度被列为讨论禁区。
易富贤：我觉得从国家角度出发，这个已经到了必须谈的地步了。以前人口问题还没有出现，为了稳定计划生育理论的正确性，你可以掩盖。问题是现在计划生育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继续掩盖的话有点鸵鸟心态，我觉得国家现在应该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有错必改。如果再为了面子问题，今后里子都将没有。现在民众和知识界都质疑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已经达成了全民共识。2003年哈佛的一位华人教授(以前也是中国科大的教师)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后，最开始的想法是：这个湖南人思想怎么还这么落后，还在反对计划生育。但看完文章后马上就支持我，与我联系。我说，其他人需要我反复游说才能转变观点，你怎么马上转变观念。他认为支持我的有两个群体，一个是草根，因为接地气，有切身利益；另一个群体是像他这样的高端知识分子，因为明白事理，一点就通，但这个群体的人很少。而那些中高层知识阶层是最难被说服的，一方面是书呆子气浓，受多年的洗脑后观念很难转变；一方面这些人还非常傲慢。
看来确实如此，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潮是自下而上的，从草根到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我早期的支持者主要是草根群体，民间力量在2006年就已经在停止计划生育上达成共识了，知识精英是去年(2011年)才开始达成全面共识的。现在要往上，在政治精英和决策层达成共识就好了。
从生育权这一点就应该否定计划生育
杨传银：似乎计划生育本不该作为一个政策议题，生育权是基本人权问题。
易富贤：对，从生育权这一点就应该否定计划生育。张英洪在《大国空巢》书评(后面没有发出来)中说“易富贤曾深刻指出，跟强盗说人权是没有用的。”其实类似这句话最开始是我爷爷说的，当时湘西匪患很厉害，但是我爷爷却能用土匪听的懂的的朴素观点说服土匪释放人质，而那些读书人却不能说服土匪。我为什么谈人权问题比较少？因为在人口问题上，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陷入了一个紧急避险理论圈套：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全球变暖，国家都要崩溃了，世界要爆炸了，地球都快毁灭了，粮食等资源也没有了，还谈什么人权问题。就好像船马上就要沉了，你还谈什么人权和价值尊严？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已经牢牢地套住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连一些知名的学者也认为计划生育虽然侵犯了人权，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那么如果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去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必须用“事实判断”摧毁计划生育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破解民众的心魔，让他们知道是“利害”，不是“两害”，才能重建大众的价值判断，重建生命人伦底线，唤醒民众被计划生育理论所近乎泯灭了的人性。从策略方面，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也有一些人会在战场已经长出鲜花的时候，指责我哪一枪打歪了，哪一棒力度不够。
杨传银：搞计划生育有点釜底抽薪的感觉。
易富贤：这是文化意义的釜底抽薪。中国古代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士大夫有一个道德伦理底线，“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西方国家也有一个宗教底线问题，世界再爆炸，再灭亡，小孩子的生命权我还是要保护的。但经过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宣传(尤其是三十多年计划生育理论的洗脑)之后，把中国知识精英(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的人伦底线破坏了，道德能力也没有了。一旦突破了底线，就只剩下功利主义了，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资源等有问题，就计划生育，对孩子下手；在古代饿死也不干这个事情的。古代政府再怎么独裁再怎么残暴，也不能管到老百姓家里；现在不但管到家里来了，还将手伸进了老百姓的身体里了。可以说，计划生育反映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这点我非常敬佩茅于轼老师。2004年，我给很多社会贤达写信，当时他们都还不支持我，他们也讲计划生育不对，但考虑到粮食、就业等问题，不计划生育也不行，因此“我还是不能支持你”。茅于轼说我支持你。茅老这个年龄的人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熏导，能坚持道德人伦底线。我父亲九十岁了，虽然只是是湘西一个农民，但他也有这种道德底线。七十多岁的叶廷芳教授也有这种道德底线。而更年轻一代，包括现在的执政一代，很多人就缺乏这种道德底线了。
杨传银：讲到底线问题，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可能要比政府做得好得多，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政府中一些人的做法非常不人道。
易富贤：对基层来说，抓计划生育有利可图，各种利益造成基层地方政府对计划生育特别热衷。而如果抓计划生育不得力，反而要遭到一票否决。对基层官员来说，既无道德底线，也无政策底线，可以一味胡来。
杨传银：在这一点上，可能要比媒体特别关注的强拆问题还要严重。
易富贤：其实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强拆，但强拆的不是成人的房子，而是胎儿的房子(母亲的子宫)。胎儿无力保护房子，三十多年来也没有几个知识精英愿意站出来帮孩子说话。现在成人的房子被强拆，才有人站出来说话。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的耻辱。
杨传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会不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易富贤：根据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也只能回升到1.7左右，今后还会沿着韩国、台湾地区的老路继续下降；而中国需要在2.3左右才能维持人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对中国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就像有春夏秋冬一样，纵观人类历史，出生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2.18倍，德国是战前的1.75倍。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婴儿潮奠定了他们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年出生人口增加1.7倍，由2010年的1300多万增加到2400万，还达不到1990年的水平(2800万)，更达不到印度近年水平(2700多万)。就近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长远来说却将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我担心的是，由于生育意愿的下降，停止计划生育后的补偿性高峰不够大，不足以挽救中国今后的经济。
杨传银：现在农村地区很多地方的墙上都是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而且都是强制性的。比如“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见证怀孕，持证生育！”等等。
易富贤：一方面标语很强硬，另一方面农村几乎没有育龄妇女了，因为都进城了。农村都已经空了，成了老弱病残的基地。
杨传银：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
易富贤：对，主要是打工。因为农村城市化，农民要寻求机会，进城的农民生育率也很低，因为他的生活压力很大也不要生孩子，他们工资水平低，住房压力、小孩入学压力也比较大。农村人现在很多也不愿意生二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杨传银：人口的流动对地方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
易富贤：我比较了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有非常大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人口都往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流动，人口流入都导致经济繁荣。比如广东，1978年只占全国经济的5.1%，但改革开放后，全国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广东经济占全国比例增加到2005年的12.2%，广东经济占全国比例与年轻劳动力占全国比例是一致的。2005年后劳动力开始回流内地，广东经济占全国比例也开始下降，2010年降低到11.46%。上海和浙江也是一样的，经济占全国在2005年之后开始下降。现在广东提出腾笼换鸟，但鸟往内地跑了，广东腾的将是一个空笼。所以，从历史角度看，广东经济占全国比例，达到几千年来的顶峰，以后会不断下降。
杨传银：他们在做一个所谓的产业升级，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易富贤：产业升级应该是自动升级，并且升级也得靠年轻的智力和体力，人为升级，将劳动力转移走了，靠什么来升级？
杨传银：有一点运动式的转移。
易富贤：对。其实跟日本一样，产业转型不是想转就转的，人口老化到一定程度根本是转不过来。目前广东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因为外地的年轻人口的流入。但是，假如广东一腾笼，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一走，人口老龄化比例就会相对提高。单靠本地的劳动力，广东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的。因此广东应该“腾笼不赶鸟”，在产业升级的同时，要尽量留住劳动力资源。能否遏止劳动力的内流将决定广东今后的经济前景。
国外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
杨传银：其他国家有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
易富贤：没有像中国这么强制的。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鼓励生育，出生人口攀升，也导致其后劳动力增加和综合国力提升。1949年后转而提倡少生，出生人口下降，导致1995年后劳动力下降和国力下降。日本现在已经后悔莫及。台湾、韩国、新加坡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受国际社会的误导提倡只生两个孩子，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快速下降。1980年代后相继鼓励生育，但难阻生育率剧降。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剧降；2005年鼓励生育，生育率未见上升。这些地区因曾“提倡二胎”而后悔莫及，中国为什么还要沿着他们几十年前的错路走？
杨传银：您常居美国，美国人口政策上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
易富贤：美国是比较软性的鼓励生育，物质上、文化上的力度其实都很大。中国应该系统研究。
杨传银：它的人口结构怎么样？
易富贤：美国的人口结构在发达国家是最好的，今后人口结构也将远比中国要好。但美国鼓励措施也存在隐患，比如目前有40%的孩子是未婚妇女生的。而法国、瑞典情况更为严重，孩子中的50%-55%是未婚妇女生的。西方福利制度是纳税人承担“公共父亲”的义务养育孩子，又承担“公共儿女”的义务扶养老人，是“不亲其亲”、“不子其子”，这种不符合“本能”的养幼和养老的大锅饭既养不好幼，今后也养不好老，今后必将陷入“老年福利”和“儿童福利”的冲突陷阱。现在美国鼓励生育的措施是尽量往家庭方面转移，遏制单身母亲比例的增加，鼓励结婚的夫妇生孩子。所以美国单身母亲的日子就没有法国和瑞典那么好过了。
杨传银：美国现在的鼓励政策效果怎么样？
易富贤：效果可以。发达国家每一个妇女生2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美国刚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保持生育率的一个国家。美国的保险政策，一个人的保险交一点钱，比如交40块钱，一家人的保险就增加一点点，就是60块，你没有孩子也交那么多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四个孩子都交那么多钱。比如游泳池也是按家庭收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体现了鼓励家庭生育。
杨传银：在美国，白人和其他种族的生育率差别大么？
易富贤：根据2009年的资料，美国全国生育率为2.002，其中白人生育率为1.83(也比欧洲好一点)，拉美裔生育率为2.53，黑人生育率在2.05(稍低于更替水平2.1)，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生育率为1.74。由于“亚裔和太平洋岛民”这一栏的族群很多，各族群生育率差别很大，我估计其中华人、日裔、韩裔的生育率应该在全美国是最低的。
杨传银：为什么？
易富贤：因为我们的生育文化已经被破坏了，我们已经没有生育文化了，以前中华文化是最强大的生育文化，但是经过现代化过程，都是在走着西方国家的老路子，我们的文化传统被现代经济体系已经破坏得差不多了。现代经济体系是西方国家建立的，经济、文化、制度设计都是与西方国家的传统相衔接的，所以他们的生育率比较高。比如西方有礼拜天，它的制度安排、时间安排都与它的传统文化相衔接的，而我们清明节、中元节连假都没有的。现在经济体系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华传统生育文化。我们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是养儿防老、祖宗崇拜，但现在社会养老把这根线斩断了。
观点交锋：话语权与道德底线
杨传银：目前国内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比较多，比如蔡昉、、、、、、
易富贤：我和蔡昉的观点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是主流人口学家。2004年出现民工荒，他认为劳动力人口不会短缺，民工荒是结构性、暂时性的；当时我就认为这是年轻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因为后来发现年轻劳动力确实是在下降，蔡昉也修改了他的观点，但是他又引进了一个刘易斯拐点理论来解释劳动力短缺。我发表过文章专门批他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但是由于蔡昉是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是全国人大常委，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人口学界、决策界都被他的刘易斯拐点所误导，都认为他的理论如何正确，中国经济没有问题，还有出现无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会非常乐观。
蔡昉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他的话语权很大。与李小平、翟振武等人口学家不同，蔡昉是“善变”的，能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虽然新观点仍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每次都能站在话语权的制高点。比如他说只有经过刘易斯拐点才能进入发达经济行列，中国目前劳动力短缺是好事。我分析认为刘易斯拐点根本没有实际价值，只有理论价值。蔡昉自己也承认只有日本、韩国、台湾有刘易斯拐点。其实日、韩、台之所有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是因为这三个地区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软性计划生育)，否则也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并且中国与日、韩、台情况还大不一样，他们在出现刘易斯拐点时，无论年轻劳动力还是总劳动力都还在增加；而中国20-39岁年轻劳动力在2002年之后将开始负增长，15-64岁总劳动力也将在2013年开始负增长。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台湾、韩国落后20年，但总劳动力负增长时间比台湾、韩国还要早三年。中国现在劳动短缺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
杨传银：劳动力的减少与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易富贤：当然了。计划生育减少了两亿人口，必然导致劳动力减少。中国15-64岁的总劳动力2012年达到顶峰，从2013年开始下降，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杨传银：具体来说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易富贤：从日本可以看出端倪。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非常好，因为当时劳动力还在不断增加；1990年代，它的劳动力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开始下降，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后期几乎停止。1994年，日本经济占全球17.9%，但是1995年劳动力减少之后，这个比例不断下降，2010年只有7.8%。
杨传银：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有没有可能弥补劳动力的减少？
易富贤：这个从理论上是可以的，陈志武说日本1990年代经济衰退就是因为经济没有转型。应该说通过转型来提高经济活力还有一定潜力，但是这个不要太夸张，比如日本在90年代劳动力减少的时候，同时出现了老龄化。日本的中位年龄，95年的时候已经40岁，现在45岁，这么一个老年结构怎么转型，经济转型是要年轻的劳动力结构，比如说年轻人蹦来蹦去转来转去没问题，老年人一转身就会闪腰，1990年代日本中位年龄四十多岁了，怎么转型？比如说转行，年轻人万一失业了，可以转行，很快就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四、五十岁之后，知识结构、体力各方面都出现问题了，很难转型。中国目前也存在这个问题，目前中国也三十几岁了，老年人口结构急速老化，转型是比较困难的。日本在1995年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劳动力减少之后，到2007年，日本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74%。
杨传银：劳动力对经济影响如此之大？
易富贤：劳动力是决定性的。细胞有自我修复能力，能将癌变的、损伤的细胞修复过来，年轻人修复力强，因此不会得癌症、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修复能力弱，就容易得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年轻劳动力代表社会的修复能力，一旦下降，就会导致经济问题和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日本和欧盟都是在劳动力下降的同时出现经济危机。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拐点，虽然他们的解释也是合理的，但是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2013年中国总劳动力下降后必然导致经济出现拐点。
还有一个影响经济的因素是老年抚养比，也就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力的比值。老年抚养比小于12%的时候，经济都可以保持在8%、9%甚至10%以上的增长率，比如台湾在1964-1994年近三十多年时间里，经济每年增长8%-9%，跟中国过去三十年一样的，但是到了2000年，台湾的老年抚养比大于12%后，2000-2010年台湾GDP年均只增长4.1%。日本在1973年之前，老年抚养比很低，经济增长率在9%以上，和中国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到1977年老年抚养比大于12%以后，1977-199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9%左右；到1995年，老年抚养比大于20%之后，1995-2009年GDP年均不到1%。欧盟在1977年老年抚养比大于20%之后，1976-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1.8%。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一直在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老年抚养比一直低于12%。但是2012年老年抚养比开始超过12%，2013年总劳动力即将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突然跳跃式下降。也就是说影响中国经济的两大瓶颈在2013年同时来到。
杨传银：现在很多学者也都提出来计划生育的问题，北大的袁刚说计划生育再搞下去，等于民族自杀。他也和您一起参与签名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易富贤：是，确实是民族自杀。182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37%，GDP也占全球33%，我们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是同步的。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战乱，从1820年以后中国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口从1820年的3.8亿仅仅增加到1950年的5.5亿，我们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我们现在只占全球19%的人口。随着人口比例下降，经济占全球的比例也是下降的。我们经济改革开放获得了很大成就，我们觉得很得意，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占全球经济只有9.3%，而1820年的时候我们占全球的33%。
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11%了，联合国有一个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就会下降到5亿人口，那时候我们就占全球人口的8%左右；其实这种预测还过于乐观。我觉得假如只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还不会达到5亿，可能只有4亿。占全球37%的大民族再过几十年之后就会只有6%、7%的比例，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发言权都将下降。
杨传银：也有一些人，包括体制内一些人，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易富贤：胡鞍钢、蔡昉等人也在修正了他的观点，但是修正不彻底，我对他们是不能原谅的，因为他们属于体制内的智囊人员，没有知错能改的勇气，还用另外一种错误的理论在包裹以前的错误理论，没有彻底否定自己的观点。中国社科院的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在2007年联名29个委员，提出放开二胎，能够凭着感性认识到计划生育是错误的，我是尊重他们的。但是胡鞍钢和蔡昉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为了圆他们过去的谎不惜用另外一种错误理论去掩盖过去的错误理论，这是不可原谅的。其他的学者对人口问题没有研究，被动地介绍计划生育洗脑，也对政策没有大的影响的话，是可以原谅的。胡鞍钢不一样，他是影响政策的，80年代他就写书为计划生育论证提供了依据，2000年生育率只有1.2的情况下，他还专门上书中央，反对调整计划生育，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反对调政策。最近几年才开始反思过来，并且也很不彻底，还在提二胎晚育软着陆。
“二胎方案”是为错误观点而过渡
杨传银：不少人提出二胎方案作为过渡政策，您如何看？
易富贤：他们说到底是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而过渡，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而过渡，因为计划生育已经是错误的，他们就用另外一个烟雾掩盖他们的错误。他们与其说为中国人口政策找台阶下，不如说为自己找台阶下。国际、国内试点都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在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生育率只有1.2的情况下，人口学家还在提二胎过渡方案，这难道还算开明？
杨传银：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二胎政策还是好一些？
易富贤：梁中堂在1979年就反对一胎化政策，在8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二胎方案，并说明中央领导在山西翼城试点，当时中国没有意识到一胎化危害的时候，在那么强大的控制人口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下，梁老能够提出这个方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废除了。而胡鞍钢、曾毅等人却以进为退，用二胎方案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前面是一个万丈悬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而人口学家却还要慢慢游(二胎过渡)。
移民生子潮是“生产”自救
杨传银：您怎么看待移民生子现象？
易富贤：因为中国现在没办法，生育权得不到保障，各种利益得不到保障，孩子在海外出生的话，可以给孩子一条活路，这条活路我觉得是可以的，从目前的政策角度上能够出生孩子，我是支持的，他们叫做“生产”自救。
杨传银：海外对此有没有一些限制？
易富贤：专门对中国移民生育倒是没有限制，但到美国移民的话需要很多条件，不能因为生育就放你去，只有满足其他条件才能让你去。事实上，移民生子现象是被媒体夸大了。中国需要每年出生两千多万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但2010年只出生1300多万，也就是缺口上千万。香港每年只能接受4万大陆孕妇，这4万孩子对中国大陆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经过媒体炒作，好像是中国的富人、名人超生很严重。现在在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等人的努力之下，香港已经把内地赴港生子的活路堵住了，广东省在计划生育方面是非常保守的，可以说对不住改革开放这个头衔的。尤其最近这些年，在张枫的强势领导下，广东省计划生育简直是逆潮流而动，其他省份在慢慢放开，广东省反而更严了，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也抓的很严。
(Modified on 2014/10/06)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