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9年春天，由于战备的需要，要把我们镇里通往县城的沙石公路修成一条柏油路。为处理路两边合抱粗的垂柳，公社革委会请来县木材公司的晁中哲给古树作价。晁三十来岁，一米八几的个头，与我姑夫是同事。前几年他在我们镇上工作时，经常来我们家。忙完作价工作，天晚了，还起了风，晁中哲就没赶回县里，在我家住了一夜。
中秋节后的一天，我正与社员一起干活，队里的民兵排长突然找到我，神神密密地告诉我，县里来俩人，现在我家，找我调查个情况，还要我小心点儿。那年头搞外调的特别多，一般都没好事。我心里敲起小鼓，赶紧往家跑。
一进门看见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穿便服，白白净净的，手里提着个黑色塑料公干提包，上面印着“临猗县公安局”一行白字。另一个瘦高瘦高，二十几岁，比我大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两人都挺严肃。见我就问：“你是卫普安吧，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今天找你了解个情况。”“是，我是卫普安，那咱们屋里说吧。”进了屋，大盖帽说：“咱们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再给你交代一下政策。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落实晁中哲给公路估树价时在你家收听敌台的事。你别着急，好好回忆一下，他在你家共收过几次敌台，收的什么内容。”“收听敌台？”我一听，马上头就大了。这几年经常在县革委会发的布告上看到收听敌台的人，名子上不是划红叉，就是判无期。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这是哪有的事呀！连忙说“没有，没有”。大盖帽又说：“你好好想一下。晁中哲收听敌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已经承认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落实一下。你不要包庇，要老实交代。”我说：“真的没有，你们让我交代什么？”那个提包的说：“卫普安，你要想清楚！你们家是不是地主成分！”
一说到我们家的成分，顿时我就觉得自己矮了几分。提包的又说：“在这儿问我估计你也不说，那咱们到大队去。”到大队就到大队，没影子的事，到哪儿都不能胡说。那时大队叫革委会。到了革委会办公室，大盖帽突然从腰里掏出一幅明晃晃的手铐，“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大声呵斥道：“你不老实！告诉你，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晁中哲都承认啦，你还包庇他，包庇也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说，今天就把你带到公安局！”提包的那位说：“别急，我提示他一下，中哲是不是给你说林副主席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什么？”我说：“是不是定时炸弹。”“对，对，就是这一句。他是不是说啦？”大盖帽抢着问。我说：“没说过，真的没说过。”“什么，什么，没说过，你刚才都承认啦，现在又说没说过。你这个家伙真不老实，看样子今天不来点硬的，你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带走！”那个大盖帽看来真是急疯啦，拿起手铐又“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同时把桌子拍的砰砰响，气急败坏地向我吼叫。
“普安，我给你说，虽然你家是地主成分，但你还年轻，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积极地揭发坏人坏事，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现在晁中哲已经被逮捕了，他都承认了在你这儿散布过反动言论，你还保他干什么？况且你能保住他吗？只要把他给你说的那句话给我们写出来，我们对你是不会追究的。你好好想想，我们等着你的回答。我想你不会让我们今天给你带上手銬，把你带回公安局吧？也不会跟着晁中哲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继续与人民为敌吧？”提包的在开导我，却每句话都暗藏杀机。
看样子这两个家伙今天不在我身搞出点名堂是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顶不住了,说道：“好吧，我写。”在公安局的稿纸上，我违心地写道：晁中哲某年某月某日在公路上估树价时，给我说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写完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们看了看，从包里拿出一盒印泥，让我盖个手印。望着食指上鲜红的印油，我眩晕了，我崩溃了，我知道我这手印盖下去对中哲意味着什么。中哲叔，小侄对不起您啦！我的手指无情地盖了下去……
第二天，村子里流传起我和县里一个反革命分子一起收听敌台广播的消息。晚饭后，挂在村中间那棵歪脖树上的破钟当当一阵乱响，人们三三两两提着小板凳，懒懒散散来到村里那间由破库房改建的会议室里。昏黄的灯光下，几十号人坐在一起。年老的男人抽着难闻的旱烟袋，闭着眼睛打瞌睡。勤快的女人就着灯光呲呲纳着好像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子。
今晚的社员大会，政治队长亲自挂帅。他先是神采飞扬地讲了一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以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如何健康，接着话锋一转，义正词严宣告：“最近，咱们生产队发生了地富子弟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事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说明一小撮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总是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必须时刻擦亮眼睛，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同时，我也警告你们这些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饶不了你们的！”不知为什么，他竟没有点我的名子。点不点吧，屁大的村子，谁不知道谁，何况就我们几个地富子弟。
一入腊月，大队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把我哥叫去了，原因是我们队一个积极分子检举揭发说我哥和晁中哲在公路旁的一棵古树下收听敌台十多次。我哥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就把这件事揽到他自己身上，在学习班里承认晁中哲给他说过那些话，与我无关。腊月二十八下午，我远远望见哥哥回来了，背着一个脏兮兮的铺盖卷，无精打采的。我快步迎上去，哥哥看见我，马上打起精神，还咧嘴笑了笑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哥没事。”望着瘦了一圈的哥哥，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还好，没给哥哥戴什么帽子。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个手里提着黑色塑料手提包的人径直进了我家大门。这个人我认识，也是县木材公司的，姓乔，前几年也来过我家。乔叔告诉我，他这次来是要我把中哲的事再落实一下。一听中哲的事，我委屈的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把公安局那两个人如何威逼我，我如何写下了假证明，仔仔细细说了一遍。乔叔一听，眼睛瞪的溜圆：“这娃你怎么能这样说哪？写就写啦，你现在还想翻，你翻得了吗？中哲反对林副主席，他自己都认啦，公安局都定案啦。你现在这么说，不怕公安局再寻你？你还不知道你家是个什么成分啊？可不敢胡说！”又是一个把中哲往死里整的主。说啥呀！我牙一咬，脚一跺，唰唰几笔写好了证明，又啪的一声盖了一个鲜红的指印。
又过一段日子，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地富子弟，每人挑着一对臭哄哄的稀茅罐往地里送，出巷口迎面碰上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从穿着打扮上看，像是干部，四个兜的中山装干干净净，脖子上的风纪扣严严实实，自行车头上挂着黑提包。看见我们就问：“这是南连村吗？”我们说：“是啊，找谁。”“请问有个叫卫普安的吗？我们找他落实个情况。”人家说话柔柔和和的，可一听找我，我身子一软，稀茅罐险些从肩上掉下来。我说：“我，我，我是卫普安，啥事？”我战战兢兢地问道。“能不能咱们到你家谈谈？”我只好把稀茅罐放在村口的水渠边，在同伴们异样的眼光中，领着他们到我家去。
两人说他们是县上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问我是不是打过两个证明材料，说晁中哲散布反动言论。我说是的，他确实在我这里说过反动的话，你们也不要再问了，这次来是不是要我再写个证明，好，我马上给你们写。经过上两次作假见证，现在我已是心如铁，胆似钢了。反正说啥都是白搭，干脆你要我说啥我就说啥，大不了把我也逮去。“你弄错啦，”那两个人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晁中哲是反对林彪的，反得对，林彪确实是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这不，自行爆炸了，证明中哲同志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对这样的革命同志，我们一定要给予平反昭雪。”“什么，什么？”我的眼睛瞪得溜圆，头一下子晕了，脑子一片空白，只看见那两人的嘴巴一张一合说着什么。接下来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已全然不知道了，只记得我又给他们盖了个红红的手印，是哆哆嗦嗦盖下去的……
从1969年至今（2008年），近40年了，一直再没见过中哲叔，
是我羞于见到他。这件荒唐事几十年来我从未向人启齿，一直深埋
心中，每想起就深感不安。听说中哲叔几年前已作古，我良心的谴
责更重了，总想把此事告知世人，可几次提笔都未能成文。春节前，
我脚骨骨折，女婿见我无聊，送我一台电脑。我不会用，承蒙朋友
多次指教，儿子儿媳一旁指导，敲打数日，终成此文，借以告慰中
哲叔的在天之灵。
补白：某纺织厂有一位姓刘的电工，一天夜里下夜班回家途中突然感到内逼，急着要方便，但身上没带纸。急促中，他跑到前面的大字报宣传栏，看四周无人，撕下一块纸，躲到后面方便去。第二天当还在睡梦中，专案人员已“光临”他家。他才知道，被他半夜拿来擦屁股的那块纸，竟然是半张伟大领袖的头像。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送到劳改农场不到半年，刘某病死。衣袋里存着一小本子，上面写满了一句话：“毛主席呀，我不是有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