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兴盛的20年代”里，现代意义上的名人开始在美国产生。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 Gatsby)里充斥着印有网球手与社交界人士的杂志跨页、流行歌曲歌词、影星、狗仔队、黑帮和体育界丑闻——这一切千篇一律，都是由技术、广告与公关所带来。盖茨比是个神秘的私酒贩子，从中西部的无名小卒到拥有华丽壮观的西卵(West Egg)大宅，他的故事揭露了一部分名人的密码——这种身份天生就有不正当性。菲茨杰拉德凭直觉把握到这一点，19世纪束缚人的旧神死了，他那一代的人信仰受到“一战”动摇，名人成了家喻户晓的新神明。
那么名人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在地平线上拔地而起，就像象征着抱负、成就与进取的丰碑。他们既庄严又亲密，他们把自己拿出来，供寻找忠诚对象的普通人膜拜。但在机会很多的年代，神与凡人之间的距离会缩短，他们的丰碑缩小为普通人身材的大小，名人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会削弱。而在如今这样的时代，也就是不平等现象增加，对大机构（政府、公司、学校、媒体）的信任感下降的年代，他们的身影又变得高大起来。
大萧条结束了菲茨杰拉德的爵士时代，带来了新秩序，也许可以称为“罗斯福共和国”。“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没有建立起帮助普通人实现抱负的个人主义丰碑，而是建立起一系列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诸如州立大学、累进税制、州际公路、劳资谈判、老年人的健康保险与可信赖的新闻机构。
这些被人憎恨的东西被称为官僚主义，但它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们强迫每个人，不管其身份背景如何，都能遵守一系列共有准则；它们天生就是平等的。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的《听话的职员》(Organization Man)和C·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白领》(White Collar)等书警告着个人身份的丧失，但这些中产阶级的焦虑只有在标准更高时才能产生。“明星”仍然那么令人着迷，特别是当电视到来之后，但他们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亨利·方达(Henry Fonda)、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佩里·科莫(Perry Como)、乔·迪马乔(Joe Dimaggio)、杰克·帕尔(Jack Paar)、多丽丝·戴(Doris Day)与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同美国人一起崛起，而不是从美国人中间崛起。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就像是附带的娱乐表演，而不是什么主要事件。
而我们的时代闹哄哄地充满了名人，在社会的每个环节都随处可见，包括那些看上去不那么迷人的行当。我们有名人银行家（杰米·戴蒙[Jamie Dimon]）、名人电脑工程师（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名人地产开发商兼阴谋论者（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名人媒体执行官（阿丽安娜·哈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名人记者（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名人市长（克里·A·布克[Cory A. Booker]）、名人经济学家（杰弗里·D·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名人生物学家（J·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和名人大厨（马里奥·巴塔里[Mario Batali]）。
他们的成功中都有自我创新的痕迹：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从笨拙的极客成为好莱坞热门影片的主题；肖恩·卡特(Shawn Carter)摇身一变成了Jay-Z；玛莎·科斯蒂拉(Martha Kostyra)结婚后成长为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又成了“玛莎·斯图尔特真人秀”。“个人”进化为“人格面貌”，之后成为品牌，再然后就成了帝国，他们的事业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或者会死亡——这是一个扩张与修正的过程，它越过界限，用“名人”替换了“机构”。我们有了扎克伯格对纽瓦克学校的“挽救”，取代了粗暴的公共教育；我们有了奥普拉(Oprah)的读书俱乐部，代替了充满活力的文学文化。我们有盖茨基金(Gates Foundation)，而不是对公共健康的投资。名人不是买下机构，就是“破坏”它们。
毕竟，如果你本身就是某个机构，那么你也无需按它的规则行事。扎克伯格的创业神话开始于哈佛的纪律约束，结果他退学开了公司，公司的格言是“快速行动，打破常规”。Jay-Z的贩毒前科变得不仅仅是个时乖命蹇的故事——它被歌迷们赞美（他自己也不吝赞美），成了他的进取心与聪慧的早期征兆。玛莎·斯图尔特因为做假证而入狱，但这段经历只是证明她获得胜利的意志有多么不屈不挠。这些新名人多少都有创业精神，他们按照黑客的准则生活：只要求原谅，不要求许可。
对名人的迷恋超越了超市小报、花边消息网站和真人秀电视节目。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严肃工作与琐碎工作、牟利与慈善这些东西之间旧有的边界都被这种迷恋统统抹去，导致了一种为出名而出名的现象。一个歌手兼社会活动家（波诺[Bono]）在Facebook的首次公开募股中获利颇丰。一个贵族政治家（艾尔·戈尔[Al Gore]）成了有钱有势的媒体执行官和技术投资者。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迈克尔·R·布鲁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统治着美国最大的城市。
这些常常坐着喷气机到达沃斯开会的名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团体，他们经常去看同一场TED演讲、创意大会或是集资宴会，出现在同样的脱口秀表演中，互相为对方的项目投资，穿戴对方的品牌服装，为对方的事业做宣传，彼此通婚也互相欺骗。来自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与杰拉德·科恩(Jared Cohen)所著的未来社会指南《新数码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封面上有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这些“技术”专家的推荐语。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必然采取的下一步就是加入一个新兴技术公司的董事会，主持一个全球反贫穷活动，写一本关于行为神经科学的书。
这种新的名人文化其实就是终极化妆舞会，他们的排外和奢靡，甚至连好莱坞制片厂时代最势利的富豪也没法想象。他们肤浅的多样性在我们面前炫示着这样一个神话——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就算美国梦已经悄无声息地死去也没有关系，而美国梦其实就是社会体系已经快要僵化为世袭制的牺牲品。
把公众的注意力潜移默化地从停滞的经济与长期不满情绪转移开来，在这方面新贵族们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他们的出现提醒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公正的机会分配与报酬制度，乃至被侵蚀的公共机构。我们已经回到盖茨比的时代，或者比那个时代更堕落。我们时代的名人纪念碑变得如此巨大，令普通人的抱负相形见绌；普通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让“神”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演唱会上挥舞他们心爱歌手的logo、把他们的生活（以及数据资料）在Facebook上和盘托出；把苹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接受。我们知道，明星们并不希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们一样。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把其他人抛在身后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