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中国侨网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一些把打高尔夫、买豪华别墅、购名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中国的另一部分人，主要在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却因贫困而不得不在毫无安全可言的地方出卖苦力，当然，在那些事故频发的煤矿、烟花爆竹加工厂以及毒害超标的各种加工厂卖命的也都是农民。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引发恶性事件，众所周知的安徽、河南、内蒙古的那些艾滋病高发区，卖血曾是农民感染该病的唯一途径。而农民之所以卖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贫困！为了活命，他们以无节制的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职业卖血者”。
渴望脱贫，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这种渴望进入动态行动时，并非都能用理性控制，特别是在贫困面前。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多万人，这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卖血的贫困农民，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通过输血等方式再去感染更多的人，有可能使艾滋病在全国范围大面积蔓延……
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动力发展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最易导致社会动乱。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看一看绿林、赤眉，看一看李自成、张献忠，农民暴动的唯一原因就是活不下去了，通过反抗而争得一口饭吃。
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2004年，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人民币，下同)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669元—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中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占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为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这还不包括2亿进城的农民工及其进城的家属。
让我们再接着看看，我们且不要将中国的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的收入进行比较，我们只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从1992年到2003年，差距越来越大，1992年两者比为1：2.45，而2003年两者的差别为1：4.12，几乎翻了一番。
668元，是199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满足衣食住行等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最低收入水平。人均年收入668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日收入1.83元，每顿饭的开支是0.61元，以当前的物价，只能吃到一碗面条的六分之一，这前提是收入全部用来吃饭。要知道，孩子的学费和农药、种子及看病等等的开支占到了农民总支出的80%左右，剩下的饭费就是0.12元，这就是贫困人口一个人一顿饭的消费。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有数不清的乞丐在要饭，有成群结队的女孩子为贫困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肉体，有成批的农民毫无节制地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还有那挡也挡不住的偷渡浪潮，节节攀升的犯罪率。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亿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城市找饭吃，即使掏厕所、背尸体这样的活也争先恐后地去干。还有办假证件的，倒买发票和车票的，贩卖黄色书刊和光盘的，这些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恰恰就源于此。
一方面，中国数不清的穷人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大陆，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上海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居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一位住在北京的人买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翠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其规模将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客户群。
由吉尼系数看中国贫富差距
那么，中国的显示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又是一个什么现状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的几个不同的版本，比较公认的是，早在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此后，每年以0.1%的速度在递增，到2003年，已经达到了0.461。现在，有学者研究认为，已经达到了0.59的高危线。国际公认的是：超过0.6，就会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
中国的贫困底线低于联合国划定的贫困底线，而贫富差别高于国际划定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但是，在近几年来，中国主流专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说法是：中国的贫富差别还在合理的范畴内。国家统计局一再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不能以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看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可是，我国的人均收入若以1000美元计算，贫困人口的收入也不到平均收入的8%！
关于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问题，我想用国外研究机构的数据来参考：全球第二大国际金融集团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大综合投资银行——美国美林集团，全球第三大咨询公司，也是世界公认的管理咨讯巨头——凯捷公司，共同开发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给出了一组让人震惊的数据。
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数目为23.6万人。而这些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请注意，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这些仅占中国总人口0.02%的人，占有了相当于2003年中国国民生产总财富的70%，而中国总人口99.98%的人，却仅仅占有相当于该年中国国民生产总量的30%。
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
2003年，有两组数字曾激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公愤：一是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二是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在报刊和互联网上，有关的评论连篇累牍，数也数不清。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以及广东的谢鹤亭(国企总裁)、陕西的周长青(国企总裁)、湖北的金鉴培(政府高官)、重庆的张宗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级)、吉林的蔡豪文(交通局长)等等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在澳门豪赌一夜会输几千万甚至上亿；为什么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把中国人当成主要的客源而优礼有加。
2004年，已经是美林集团第八次在全球推出《全球财富报告》，每年一次的全球财富报告，都会详细给出世界各地富裕人士的数量和增长比例。报告显示，中国的富裕人士较前一年增长了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民会计统计数据，可以用来估算不同国家的财富水平，得出每个国家的财富总额，然后，因为要进一步统计金融资产价值，需要依据全球股市指数对这一数据进行调整，使得最终数据能反映富裕人士持有的股票财富市值。计算出的金融资产数据，包括依面值申报的私人持股，以及所有形式的公开上市股票、债权、基金以及现金存款，但不包括收藏品、消耗品、消费性耐久财产和个人居住的房地产。
依此看来，应当说，“美林调查”的中国数据，是一个被大大缩了水的数据。因为2003年的中国股市是一个极度衰败的股市，是一个中国富人金融资产大幅下滑的年头，所以，实际上，中国财富向富人集中的程度，比“美林调查”的数据，还要严重的多。
中国富豪增速惊人
中国富豪个人财富的透明度是最低的，富人们都有不愿露富的心态，很多人担心自己“财产来源不明”。怕纪检委和反贪局来查，又怕黑社会敲诈勒索和绑架，当然，也怕小偷来光顾。可即便如此，在亚洲，除了印度以外，中国仍以12%的增速排名第二。中国大陆的富裕人士数目从2002年的21.1万人增长到2003年的23.6万人，增幅比例为12%，大大高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3.5%的增速和中国经济9.1%的增速。
如果你对国外的统计数据还有些许疑惑的话，请看国人自己的统计数据：2005年5月在深圳发布了最新的《新财富》杂志中国大陆500富人榜。本届富人榜显示：财富集中的速度明显加快，500富人的财富总额从5000亿元猛增至6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幅达20%。上榜者平均财富11.9亿元，比上一年上榜富人平均财富高出19%。无疑，这些统计数字与国外的统计数据基本吻合。此外，每年一度的胡润富豪排行榜和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显然，中国的穷人越来越穷，富人则越来越富，两极分化正在加剧，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加剧将不可避免。
如果这些富豪们像比尔·盖茨那样，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财富并回馈社会倒也值得赞赏，但是，现实中却有为数不少的富豪们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致富的。比如落马的一批又一批贪官，还有与腐败官员勾结的不法商人，通过走私、骗贷、骗税、逃税等等手段谋取巨额财富，还有黑社会的头目、毒贩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黑心者。可以肯定，他们全部拥有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比如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赖昌星就涉案500多亿元。即将落马和隐藏很深的大贪官同样是富豪中的富豪，这一点丝毫都不用怀疑，早已由这几年的反腐历史得到有力的证明。远的就不说，近几年落马的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云南省委书记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湖北省省长张国光等等就拥有足够他们儿孙花上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惊人财富，这还不算已经挥霍和转移的财产。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签一个条子就收受贿赂款4000多万元，前后不过几分钟，这样的致富速度令所有的企业家和明星们都望尘莫及！有学者研究认为，真正的“富人”是靠权力寻租来敛财致富的，那些本份的民营企业家和明星们并不是主流。
贪官卷巨款外逃数量可观
据中国商务部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已有4000多名贪官携带500多亿美元逃往国外(这是几年前的数字，现在肯定翻新了)。比较臭名昭著的有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蓝甫等等。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逃到美国后，在纽约的繁华地段购买了至少5处超豪华住宅，价值连城，可与皇宫媲美，花钱出手之阔绰，连美国的大亨们也瞠目结舌。河南省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携巨款逃到新西兰，当地的报纸说他连厕所都用黄金装修，每天喝人奶，每顿饭的开支达几千美元，是当地最富有的大款。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把40亿元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并顺利出逃，在国外享受着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包养的情妇，雇佣的打手、保镖和厨师有几百人之多。他去珠宝店为情妇购物，半天之内就花了500万美元，当地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惊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
2005年春节刚过，又一个震惊国内外的特大新闻从黑龙江省传来：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行长高山，又卷走10多亿元人民币逃到了加拿大！当地的媒体说他“富比王侯，情妇多达几百人，花钱疯狂的程度无人能比，奢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黑龙江当地的海关、公安、人大、纪检委、反贪局、监察局、外汇管理局、银行等单位的领导匆忙出来发表各类谈话，要“亡羊补牢”……
500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4150亿元，如果用这笔钱扶贫，中国2610万极端贫困人口每人可均摊1.59万元，相当于他们24年的纯收入。如此一来，中国的扶贫问题就不会惊动世界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就不会屡屡受到西方国家的责难了。
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笔者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被迫卖淫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辛酸；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与悲凉……其实，再在媒体上探讨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的话题已经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活生生的现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多关注穷人，看一看真实的社会现状，才是各级政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媒体应有的责任。（《海内与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