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邓朴方上八一小学时，学生中流行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诸如此类。邓朴方回忆道：“别人问你爸爸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我爸爸是什么，当时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直到五年级，11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我上中学的时候，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借钱去买公共汽车票。我们班主任说，他很奇怪，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1966年，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邓朴方和姐姐邓林、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邓小平的罪证。造反派对邓朴方进行了残酷迫害，把他打成反革命。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
邓朴方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当时无法保持这种人格。最主要是，如果成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太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邓朴方受伤后被送到北医三院，可因为他反革命的身份，不可能给他做手术。“苏醒过来以后我已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半年后，造反派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邓朴方说：“后来我想，病还是要治治，就摇车子从清河摇到
中南海。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口的战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
一个战士让我靠边站，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把我和三轮车一块儿抬上一辆吉普车，送回救济院了。”
1971年6月，经邓小平多次争取，邓朴方被送到江西。在江西这段日子，邓朴方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党籍开除了，没有职业，也没有工资，我就修理收音机。妈妈到处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江西那些工人家家都没有收音机。那时候多穷啊！后来我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装，装了再拆。”
当时照顾邓朴方的，除了妈妈和奶奶，还有已经69岁的父亲。邓小平虽然是国家领导人，可在文革中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对此是不是很内疚？邓朴方说：“爸爸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没对不起任何人，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