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李大颡是我小学时一个同桌的外号。那时他身躯瘦小，却顶着个大脑袋。颡是我们陕西的土话，脑袋的意思，俗曰“颡大心不闷”。 李大颡家是地主，其实他家并没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为他爷爷当过国民政府军的营长。李大颡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于1967年，因为长期饥饿，母亲没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亲奶上哭闹。不到三个月，妹妹含着母亲的乳头饿死了。邻家大叔用一块破布卷起妹妹，提着一把铁锨，抱出去埋了。
一般贫下中农粮食也不够吃，也有孩子众多的，但是可以申请救济粮。李大颡家不行，因为这项待遇对地主家庭无效。1967年饿死孩子是例外，对他家却是必然。他家甚至吃过皂角树叶子。二月二龙抬头，农村有吃炒玉米粒的习俗。李大颡放学回家对母亲嚷：“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么不炒？”母亲什么也没说，搬过一个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这口缸是他家盛粮食的唯一器具，让他站在板凳上踮着脚尖往缸里看。里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糁，一粒苞谷也没有。他不再喊炒苞谷豆了。
1970年，我们读三年级，学校排演现代秦腔剧《杜鹃山》，李大颡扮雷刚。在一个水库工地演出结束时，天色已晚。工地慰劳小演员，每人两大碗面条，外加一个杠子馍（长条状馒头）。两碗面条足以吃饱，杠子馍谁都没有当场吃掉。回家的路有15里长，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过村庄，有狗跟着他们乱咬。许多学生掏出杠子馍，一块一块掰着打狗，看狗抢食。李大颡却想着哥哥、妹妹在家挨饿，舍不得逗狗，而是紧紧揣在怀里。到家大概九点多了，屋子里黑着灯。哥哥和两个妹妹已躺在炕上，母亲坐在炕沿儿发愣。李大颡兴奋地对母亲说：“妈，你知道我拿了个啥？”说着把杠子馍递给母亲：“这是发的。等明天早晨让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顿白面蒸馍。”谁知哥哥饿得并没有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说：“妈，我没有睡着，现在就要吃杠子馍。”
李大颡个子不高，如今也只有1.66米。他的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最好的，也很有绘画天赋。四年级时，他曾在演草纸上画了两只猪的交配图，很生动，贴教室墙上。女同学看了，脸红心不满，可又无话可说，因为他在画上写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几个字。进入初中，他的画画天赋进一步发展，学校的板报画多出自他手。有老师提醒他说，光画粉笔画是成不了器的，应该用画笔来画。可是他没见过画笔，不知道画笔什么样子。请教清楚后，知道家里没钱买，就寻思着自己制造一支。他把父亲吸旱烟的烟嘴偷走，想着再找些猪毛羊毛什么的栽进去就是一支画笔。可是没等他设计成功，父亲就在他书包里翻出了烟嘴，一口咬定他在偷着吸烟，不容分说胖揍一顿，任他怎么解释也白搭。他画画的兴趣由此断送了。
大约是1969年，春节过后，家里面临断饮，十一岁的他和母亲以及一个七岁的妹妹走上逃荒讨饭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泾阳县和三原县。一晚上，无处过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个弃废的窑洞里。窑洞靠里的一半已经完全塌掉，前半边还可挡风避雨，但顶部却有一块裂着长长口子随时可能跌落的大土块。李大颡让母亲和妹妹睡觉，自己则一直盯着窑顶。如果落下面面土（细末土），就马上叫醒母亲抱着妹妹跑。由于担心，他一晚上没睡着。
还有一次，天黑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借宿。那个村子家家都养着狗，每到一户人家门前都引起一阵狂吠。出于对外乡人的警惕，尽管他们低声哀求，却没有人收留他们。无望中，娘儿仨在村边一个空场地坐下，茫然无措。狗叫的声音消歇了，妹妹由于行走劳累和饥饿，泣哭声显得清晰起来。过了一会，村头一户人家吱咛一声门开了。夜色朦胧中，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口，向他们望了望，又退了回去。没多久，门里走出一个小伙子，来到他们跟前，把他们领进了家门。这一家偏偏没养狗。那位老妇人给同学一家腾出一个大炕。妹妹不哭了，却开始对着母亲喊饿。老妇人听到后，立即用大碗满满挖了一碗苞谷糁，生火做饭给他们吃。李大颡喝了两大老碗苞谷糁糊糊，喝饱了，倒头便睡。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虽说是铺的苇席子，可总担心第二天早上怎样向主人交代，于是不停挪动身子，直到用体温把尿湿的地方全部暖干。
那一天，一家三口来到一个乡镇。母亲和妹妹坐在镇食堂（当时乡镇级的饭馆都叫食堂）门外的台阶上，大颡进食堂见机行事要饭。一位上身穿四个口袋干部服的中年男子，进门坐在饭桌前要了一碗红肉泡馍。大颡走到干部面前，胆怯地说：“叔，我跟我妈还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饭的。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狠，饿得狠。”干部没说话，两眼盯着同学足足审视了两分多钟，也看了看门外的母亲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斗争。估计这碗泡馍对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见他猛然间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说话，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颡愣了愣，端起那碗饭，走到了门外。
要饭的人都必备着一根打狗棍。李大颡说这并不是打狗棍，应该叫防狗棍。到别人门前要饭，本来就是乞求于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饭了。每当有狗围着他娘仨乱叫时，他只抡着棍子虚张声势，以保护妹妹与母亲。碰到实在凶猛的狗扑上来，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让它咬住棍头。近三个月的要饭过程结束，同学提的那根棍子，本来圆圆的棍头已经让狗咬成了扁平状。
中学时期，童年的好友渐渐与他这个地主子弟划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样保持着距离。村干部的子女也日益显现出优越感，趾高气扬，对他不理不睬。他与女生的关系更因其地主成分而变得越发冷漠。同年级同学中，同班同学之中，唯一与他说话的女同学是一位黄姓的女生。黄同学容貌出众，小时候男同学扯起来找哪个女子当媳妇，我们的首选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邻村一个村干部子弟找到李大颡，问他跟黄同学能不能说上话，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颡问啥事情，回答说是想把黄同学约出来谈一下，和她谈对象。李大颡大约对黄同学也有好感，这种为他人牵线搭桥的事让他止不住悲从中来，心想自己这辈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里老少爷们儿喜欢在麦场上露天过夜。两块砖头垫一张纸就是枕头，铺的是随手带的苇席子。一群人凑在一堆，躺在地上边搧扇子边谝闲传。李大颡也欢喜露天过夜，可从不往人堆里凑，总是一个人在边角处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另类，仿佛不让别人眼里出现自己，这世界会显得清静一些。我们村距秦岭不远，那个时候夜里仍然时常有狼出没。
李大颡就读的那所高中，离我们村有三十里路。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带粮食，来回都是步行。1976年，大颡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立即遭遇冰冷的现实——被编入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一天1 2个小时强体力劳动，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他时常寻思，就算我的爷爷有罪，我们这些后代又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岁的他，开始过早地关心起政治来，心想毛泽东这个造孽的咋还这么能活呢？四人帮倒台后，闭塞的农村并没有刮进多少新的信息。当时村里放映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是反邓小平的题材。可是两个多月后，这部电影突然不再放映。从这个细微的变化上，大颡似乎看到了一丁点曙光。
恢复高考后，大颡仍然在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上工，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头上的帽子似乎也永远没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学，以改变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对他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拼搏，要么鲤鱼跳龙门，要么把贱民当到死。白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也怕别人看见；晚上回到家里，不管多累，他都强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到深夜。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怕别人嘲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大颡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我相信他的实力，写信鼓励他参加高考，还买过一套高考复习丛书邮递给他。有一天他们院子里一个女孩订婚，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大颡没有地方复习，就爬上一颗高大的桑树，在树上看书。密密的桑叶隐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复习隔断了树下的人声喧嚣。
大颡白天劳动，没工夫到公社邮电所去，他央求父亲去一趟，看没有录取通知书。邮电所离家只有两里路，父亲却劝他别做这白日梦，说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到咱这种家庭头上。直到有人转告大颡的父亲，说在邮电所看到了他儿子的录取书，这位父亲才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了一趟。在邮电所当场拆开信皮，看到吉林工业大学鲜红的大印章时，他才相信这真的不是梦，自己的儿子真的是被大学录取了。这时离入学报到只剩下五天时间。
消息很快传在村子里传开。这是村里几十年来唯一的考上大学的新鲜事。当晚，大颡家接踵而来很多人。大队干部来了，左邻右舍来了，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来了，平素没什么交往的也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道喜祝贺的，希望也能沾上点喜气的，甚至盘算着嫁闺女的，都有。热闹过去后，大颡还是抱着苇席到麦场上乘凉过夜，但他这次却不是睡在边边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麦场中间，周围再围睡着其他人，说村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可别让狼给叼走了。黑五类劳动小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邻村一个漂亮的中学女同学，大老远就热情地叫李大颡的名字，请他到家里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时，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说起录取后周围人态度的变化，李大颡深感世态炎凉之起伏突兀，与范进穷困潦倒下的中举没什么两样。
几十年的人生历经，李大颡说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学时代，彻底摘掉了黑五类子女的帽子，能够直起腰板平等地与他人交流。在大学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还有他认为只有一定级别才能看到的《参考消息》。李大颡曾将他上大学之前的遭遇写成一篇回忆文章，妻子看了之后以为是其他人写的小说，儿子说那是荒诞的天书，没有任何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