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没留在市区，分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齐市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他是学院的足球中锋。
不久文革开始，再来我这里，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单位的一些见闻，并问我参加了哪个派别、什么观点。我总是告诫他：“我们是毛主席说的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个派性组织，你知道哪个绝对正确？千万注意，可以观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随着运动的深入，他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铁路局办事，来单位看我，兴奋地悄悄高诉我，他现在正处对象呢。我当胸给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妇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说：“身不由己呀。”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一寸的照片给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个小妞。女孩子是我们铁路一中的高三毕业生，学习很好。若没这场运动，应是大一的学生了，现在只好蜗居在校。这次她们班级到工厂学工，两人认识了。为了运动过后能再考大学，她一直没有丢下功课。在辅导功课的往来中，他们相爱了。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们祝福的份儿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们铁路各单位接到紧急通知：全部停产，到火车站去接由哈尔滨转来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由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装着毛主席送来的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缓缓出了车站。那阵势好似超级国宝，就像今天有时电视里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会后我与庆生又见面了，并请他到我刚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间，他问这芒果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就知道谈恋爱，连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珍贵水果。老人家不舍得吃，转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这样全国就掀起了芒果热。”“这全国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个玻璃箱子里的是腊制的芒果。”“啊！就为接一个假芒果，全市停工停产停课？真是政治压倒一切呀。”“这算啥，你没看到，隔三差五，晚间八点中央广播电台都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为了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大家马上就得上街去游行庆贺，敲锣打鼓放鞭炮，一折腾就是半夜。这可苦了咱们那些调度和司机，第二天没精神工作，事故层出不穷。昨天南货场一台机车就因司机打瞌睡，将车开进了绝后线翻车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局调度所。据他说，咱局管辖的线路阻塞现象相当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电报。要满足需要，每天至少要发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我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多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还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虽然军管了，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发生的行车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说：“去年我们车站两列火车相撞，不就是因为两个扳道员分属两个派别，当列车快进站时还在那儿辩论争吵造成的！我看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
1968年春节将至，我给庆生去个电话，想约他一同回大连过年。接电话的是他们技术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诉我，孟庆生在一个月前就被抓起来了，罪名是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放下电话我就懵了，这不是给专政了吗？到底为啥？我决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详细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庆生的女朋友在所难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时给她写了封信，说是不是找当医生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若能开出一张有慢性疾病的证明，有可能免于上山下乡。结果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说他与知青搞对象，出谋划策伪造假证，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开挂牌子批斗。
通过主任，我见到了庆生，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那张方脸上，颧骨显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狱中方志敏。我劝慰他几句，并问需要我做点什么。他只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分别时，我突然听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头的庆生大喊道：“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他的主任对我说：“看来他的精神出问题了。只要张口就喊这句话，一个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受到这样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来处理一下。”
春节回大连，我去了离我家不远他的哥哥家。他从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带大的。经商定，我们决定初四一同赴齐齐哈尔。几经交涉，单位认可了医院的鉴定（间歇性精神病），并同意回家治疗。这期间，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没露面。
以后我几次公出回大连，均没见到庆生。据他哥哥讲，通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已明显见好。平时哥嫂上班，他一个人到处逛，就是不愿意回单位上班。又听我母亲说：有段时间，每到中午他都会来要吃的。那时每人粮食都有定量，他的粮食关系不在大连，全靠单位每月寄来的全国粮票吃饭。有时单位寄得不及时，他就要饿肚子。哥嫂上班，没人照顾他，挺可怜的，但神智清醒。
1971年我去上海开会，返程时在大连逗留几天，见到了庆生。我告诉他：他们单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齐主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被抓，革委会成员基本全变了。他听后说：“我决定回去上班。”就这样他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
那年刚入秋，庆生手拎一个大油瓶子来到我单位，说：“这是我每月余下的油票换成的豆油，送给你们。”我说：“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说：“在大连养病时没少麻烦你老母亲，这就算一点回报吧。”我让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说不行，他要赶晚车去北京，又一再叮嘱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当时我就纳闷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单位告诉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未公开之前，已经在知己小圈子里偷偷传开了。有一次庆生在厕所关着门大便，进来俩人站在便池台阶上小便。他俩以为这里没有第三者，就大胆议论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里面的庆生听到了，从门板缝中一看，竟是军代表，吓了一跳。出来后他越想越不对，并断定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对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一到北京，马上被相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回来后可难坏了单位领导，是押还是放？经请示，暂时羁留。
是呀，这写入党章铁板一块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突然叛变呢？一个正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对于一个精神刚刚复苏的病人确实是如雷轰顶，无法接受可怕的事实。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当时中央对林彪叛逃事件严密封锁消息。最初，媒体甚至故意制造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的假相。记得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在该期画报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后期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时，还采取了内外有别、分步骤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这样一个时间差导致孟庆生的政治误判。所以该案很快也就结案了，但却大大刺激了当事者那刚理顺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经。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连。
1972年回大连，我又去了庆生的哥哥家。门是锁的，打听邻居，得知庆生就在周围闲逛。我从胡同的东头进来没看到他，所以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胡同口，就发现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绿色旧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倒显得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像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我疾步走过去喊了声：“庆生！”他没反应。难道看错了？这时我已到了他跟前。没错，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他这次病得不轻，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刚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个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说着飞快地跑了。
这时走过来一位大婶，说：“你可别碰他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与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这位大婶，问道：“你认识他？”“我们是邻居。”
补白：1952年最难忘的是看斗地主。那是个女地主，田地房屋都没收了。工作组怀疑她藏有金饰没交出来。各种毒刑用尽，她还是说没有。一位天才想出一个妙招——从山上采来黑蚁巢，把它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她的手被反绑着，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上吊死了。这一段记忆在我心中总挥之不去。这样斗地主也太无人性了吧？土改夺了人家的土地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房屋；夺人家的房屋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钱财；夺人家的钱财也就罢了，还夺人家的尊严；夺人家的尊严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性命！农村的地主，大部分都是勤劳致富的。很多地主既勤且俭，既不偷又不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聚了一点财富，却成了罪恶，并且祸及子女，真不知天理何存？
补白：根据苏联的经验，原计划镇反运动中要杀掉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镇服人心。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总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判刑劳改129万 人，管制120万人，处决71.2万 人，处决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1.31。有人估计，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更多。如果按150万人计算，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