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大船哥哥是乡下伯父的儿子。父亲逃出家乡参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渔，兄弟俩好多年断绝音讯。家乡海湾物产丰富，伯父因勤劳能干，置了一点土地，还买下一挂车。土改一来，伯父被划成富农。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故乡人顽强地找到了父亲，伯父的儿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到北京登门。父亲对登门的侄子们很是严厉。
乡下的堂兄们都沉默寡言，饭量极大。大船哥哥却很有灵气，一来就和我哥哥熟识了，操着乡音聊天，讲水浒谈三国。成年的他，喜欢替哥哥做头疼的算术题和作文。我们瞒着，不让父亲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欢看家里的书，有时看得出神，忘记回避父亲，看见父亲，总是抱歉地把书放回原处。他写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强，爸爸气愤地训哥哥“还不如乡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临摹了一页小人书，是仙女在瑶池沐浴，画得像极了，只是瑶池的入口忘了留门。我提了出来，他笑着找橡皮修改。我妈妈看了这张画感慨地说：“大船没有念书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却很生气，说大船哥哥画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么，哥哥也陪在旁边跟着挨了训。
乡下的哥哥们返乡前要采购些糖果点心。这事通常由哥哥代办。六十年代物资困难，票上的买完只好买高价的。哥哥由于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采购任务以后，就提议到中山公园去玩。我们欢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记照看东西了，竟把给大船哥哥带的那一大包东西丢了。我们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最后只得回家受罚。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乡的。
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了七年。“解放”以后，在报上看见家乡修油港，思乡心切。七七年秋，我随父亲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乡亲们仍然视他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还戴着富农帽子。父亲问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会儿，终于说刚刚摘了反革命帽子，但还在专制队里。父亲问是什么缘由，大家说是因为写诗。父亲叹口气，气急败坏地说：“他能写出个什么？” 又问大船哥哥的亲事，大家说四十岁的大船哥哥和邻村一个带两个孩子的寡妇刚刚定亲。我们没有去专政队看望大船哥哥。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父亲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儿子却金榜题名到北京来上大学了。大船哥哥四十二岁得到儿子，精心培养儿子，让儿子接续他去圆读书梦。由于家境不好，孩子没有去大城市读书，连县中也去不了，就在渔村的中学上学，竟考了出来。家乡已经成为旅游区，不再经营农业或渔业，六十多岁的大船哥哥是市场清洁工，嫂子赶海找些海物卖给游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码需要八千元供儿子在京读书。对于他们，这是一大笔钱。
阔别四十年后，在北京我又见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经是个干瘦的小老头，脸是海边人特有的古铜色，布满纵横皱纹，正像名画《父亲》中的老人。强烈的陌生感使我们的谈话开始进行得很困难，后来还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瑶池的仙女，我妈妈的宽容和我爸爸的严厉，提起在中山公园丢失的东西，我们之间的距离才渐渐拉近。
大船哥哥虽然是“富农”子弟，但生活其实一直相当困苦。少年时背负出身包袱，中断学业，饥荒年月挨饿，为了吃饭在北京寄人篱下，青壮年时政治上又出了问题，接受专政，娶不上媳妇，晚年又要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负担昂贵的学费。但是大船哥哥一点不埋怨命运，话语间流露着知足和感恩。不知为什么，他在谈话中总时不时说“我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我没有给老叔（我父亲）抹过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吗，我受的没有什么”。我只感到无以名状的难过。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亲回乡的事，大船哥哥也没有怨恨我们在他受难的时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们乘坐的汽车背影的情景，让我好不辛酸。
后来大船哥哥从家乡来过几个电话，托付我几件事。“妹子你要劝你侄子读研究生，别怕读不起。”“妹子你要劝你侄子申请入党，入党还是好。”“妹子你要费心帮你侄子在北京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却做不了什么。今年大船哥哥的儿子最终放弃了考研，将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没有入党。一个贫困的乡下孩子，白手起家，独自在北京创业，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又谈何容易？
补白：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反右时未被打成右派，可是反右之后总觉得有些别扭。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劳动，他发现地上有一本笔记被风吹得哗哗响。他捡起来一看，大为光火。那笔记本是党支部书记的，里面记载着哪些人是内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我这个同学还是共产党员，却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个“中右名单”是绝对保密的，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控。据估计，“中右分子”全国约有300万众，比右派分子多五六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