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娜2014年3月14日转自中国妇权网
中國婦權（WRIC）創辦人：張菁 2013-11-17
中共在2013年11月結束的三中全會公告中提出開放“單獨二胎”新政策，引起海內外媒體普遍關注。 “單獨二胎”是指結婚雙方中只要其中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就有資格生育兩個孩子。表面上看，中國實施了34年的一胎化國策出現鬆綁，有意願生育二胎的城鎮居民無疑將受益於這項新政策，但事實上，這個“微調”實質上並沒有惠及3大群體，即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約9億農村人口，以及分佈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他們完全沾不上新政策好處的邊。當局更沒有檢討34年來的一胎化國策給中國婦女兒童及家庭帶來的廣泛的人權災難，對廣大婦女尤其不公。
中國農村地廣人稀，相較城市，其教育落後、經濟貧困，政府投資極少甚至沒有投資，因此計生政策與城市歷來不同，即便是在執行計生最嚴厲的80年代，農村夫妻頭胎生了女兒的，還可以隔幾年（一般3至5年不等）後生第二個孩子，也由重男輕女傳統文化的作祟，基本上農村家庭就算第一個孩子是男孩，也會不惜付出遭關押、沒收財產、巨額罰款、強制流產等危險，去爭取生育2個以上的孩子任何機會，也正是這些“違法”生育後被迫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簡稱罰款），成為地方政府主要財源之一。 2013年，中國14名女律師聯署要求各省公開其徵收的社會撫養費去向，據不完整的統計，2012年全國征收的社會撫養費高達約200億人民幣，顯然，佔中國人口大約70%的農村人口當然也是繳交的社會撫養費的主力軍。這些70、80年代後成長起來，包括那些父輩向政府繳交了巨額的罰款的農村孩子，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廉價的優質勞動力，他們匯入了農民工大潮，辛勞的工作在城鎮工廠及各種厭惡型行業，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人力支柱。
2011年8月5日夜，浙江省義烏市勞務市場附近，許多外來務工者露宿街頭。 （圖片來自瀋陽老遠）
來自貴州農民工拿著一張強行收取“社會撫養費”的白條收據，對中國婦權義工述說超生被罰款的情形。 （中國婦權義工攝影）
但是地方政府並沒有善待這些農民工和他們的孩子，一個典型的案列反映了農民工家庭生存狀況。 2012年11月，貴州畢節地區來自於農民工家庭的5個從9歲到13歲的男孩子，父母外出打工，他們老遠從鄉下來到市鎮四處尋找食物和樂趣，晚上聚在一個街邊的大垃圾箱裡取暖，當月16日一大早5個孩子的屍體被發現，他們其中3個是不能登記戶口的超生“黑人”，這些農民工的孩子，根本享受不到任何社會福利和政府的關愛。中國婦權義工李元龍率先採訪並向媒體揭發此一慘案，卻遭到當地政府的種種打壓和威脅。
貴州畢節躲進垃圾箱取暖被悶死的5個孩子生前照片。 （中國婦權義工李元龍提供）
貴州畢節鄉下飢餓的留守兒童。（中國婦權義工攝於2012年）
近幾年，各地方政府大肆增聘計生“特崗工作人員”，以專門對付各種情形的非法懷孕和生育，執行強制流產、結紮等任務，據中國婦權（WRIC）了解，2012年僅在貴州省畢節市就招聘了縣鄉級人口計生特崗人員4600多名，對特崗人員的獎勵與其他計生幹部一樣，以強徵“社會撫養費”的多少來決定獎金數量，特崗人員的薪水來源，至今成謎，中央或地方政府從未公佈過有關細節以及與計生相關的財務收支報告。
農民由於上述地理、文化、政策等因素，罕見獨生子女。照理，農民已經為“超生”的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卻沒有分享到與城鎮居民相應的利益，中共的“單獨二胎”新政策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民的實際需要, 其中“好處”完全沒有農村人口的份。“單獨二胎”惠及的是城市居民，因此開放三胎才對農村人口具有實際意義，開放生育三胎，免除巨額罰款不僅減輕農民的負擔和體現政府人道關懷，也是消除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重要良方。在城市，男女性別比例失調並不明顯，而在鄉下則數據驚人，據中國婦權調查，湖北省隨州市隨縣萬和鎮下屬的其中4個村， 2010年的女男出生比例的平均數據約為100：190。有學者警告，2050年中國將有1億男人娶不到老婆並非空穴來風。
可以說，當局新出台的“單獨二胎”政策對農民而言，實質上是一項不公平及歧視性的政策。
湖南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下千潭光棍村的吳家兄弟。 （中國婦權義工攝於2012年8月）
新政策也沒有考慮到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利益。過往的計生政策對少數民族與漢人不一樣，一般都准許生育2個孩子。除了幅員遼闊、人煙稀少等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醫療、資助嚴重不足，導致少數民族地區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以藏人來說，中央政府網站引用新華社2010年３月２７日一篇文章說，今天的西藏“新生兒死亡率降至21.15‰”（請注意，這僅僅是官方公佈的下降後的數據）。據中國衛生部公佈的統計，中國近年新生兒死亡率為13.2‰，而台灣則為9‰，香港最低，僅1.8‰，可見對居住在無論是市鎮還是高山的藏人來說，限制生育2個孩子遠遠彌補不了新生兒死亡率奇高的遺憾。 50年來政府對藏人婦女兒童身心健康和環境保護方面做了些什麼？為何藏人新生兒死亡率依然遠比漢人地區的高出很多？事實上，這不僅僅只是藏人的問題，不少其他民族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一些人口原本就稀少、分散的民族，缺醫少藥，貧窮落後，面臨著種族同化甚至種族消亡的威險。從中共三中全會的計生“微調”來看，新政策沒有涵蓋少數民族地區，沒有讓少數民族享受與漢族同等的“優惠”，與農民一樣，少數民族也沾不上“單獨二胎”新政策好處的邊。
這名來自中國境內的藏人孤兒被送到印度達蘭莎拉兒童村生活和受教育，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各地善心人士幫助下，正全力保護他們的“根”。 （中國婦權張菁攝於2010年）
中共高層心知肚明，強制性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並不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但目前少數民族仍然是被限制在只能生二胎範圍內。中國當局應徹底改變少數民族計生政策，全面開放少數民族生育管制，同時全面加強醫療保健和補助計劃，讓少數民族享有與漢人同等的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確保少數民族新生兒死亡率下降到正常範圍內，即使不能與台灣、香港等地區的華人相比，至少也應與漢人新生兒死亡率大致相同。保護少數民族人種文化和傳統、扶持和平衡發展經濟，嚴禁掠奪性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
中國的計生國策在數十年執行過程中，首當其衝受害者是廣大的中國婦女。學者根據中國衛生部2010年統計年鑑數據總和指出，1971年至2009年間有3.5億婦女做過人工流產手術。 1971年中國計劃生育定位為國策並開始試點，1975年計生政策寫入《憲法》，1979年一胎化政策出台，2010年前後，計生相關資訊竟列為國家絕密文件，重要真實數據全被封存。事實表明，3.5億婦女多為計生國策所迫，不得不進行人工、藥物流產，而手術感染、誤醫或留下終身後遺症，甚至死亡的婦女不計其數。通過暴力抓進“人口學校”拘禁、折磨的、孩子被搶走“超生抵罰款”的，至今從未停止。從2012年引發全世界高度關注的馮建梅遭強制流產案，到中國婦權採訪報導的曹如意懷胎逃亡案，從5個月孕婦聶麗娜在公眾地方被拖行，到農民工產婦張榮花、馬繼紅等母嬰雙雙死於手術台上，在在說明中共對非人道的計生政策沒反省沒改變，強制流產、結紮，強徵社會撫養費的惡法依然威脅著婦女們的身心健康。
50年前，政府說新中國需要人，“人多力量大”，婦女們被鼓勵拼命生孩子，每家一大群，平均大約5個孩子，窮孩子滿地撿垃圾充飢；30年前，政府說一家只能生一胎，婦女們像牲口一樣，被強行拖、拉、抬往各種手術室，進行強制流產、強制結紮，受盡凌辱，中國婦女完全失去了把握自己身體的權利，自己的子宮卻必須由黨來做主！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強盜邏輯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得以實施。據民間學者近年保守估計，死於計生手術台上的婦女超過10萬人，被強製手術後受刺激患精神病的婦女也不下十萬，手術並發症患者至少上百萬，中國婦女的身體成為獨裁領袖們功過對錯的試驗場，中國婦女用血和淚譜寫了一曲曲慘烈、悲壯的計生長恨哀歌。
山東省利津縣的馬繼紅懷孕7個多月，從棉花地裡被計生人員拖走，當天母嬰雙雙死在醫院手術室台上，圖為馬繼紅和丈夫合照。 （中國婦權義工姚誠攝於2011年）
山東省滕州市農民工張榮花因沒有準生證，於2012年10月3日母嬰雙雙死於市婦幼保健院待產房手術台。圖：丈夫傷心的看著妻子張榮花的遺物（中國婦權義工蘇昌蘭攝影）
中共當局的“微調”新政，沒有還予婦女身體自主權，沒對受迫害婦女有個說法，更未提及任何相應補救及防範措施，對中國婦女極為不人道的政策依然存在，當局對中國婦女犯下的嚴重罪行，不是“微調”新政小恩小惠能夠遮掩的。不少學者指出，“單獨二胎”政策遠遠不能解決人口老化等社會問題，我要加上一句，任何沒有普世價值人權觀的社會政策，都經不起歷史檢驗，最終遺禍社會和人群。徹底廢除非人道的強制計生政策，嚴禁強制流產、結紮及高額罰款，還原婦女身體自主，全面開放生育權利，才能體現一個真正的文明大國基本的人道關懷。減少國防網軍開支，集中實力平衡發展各地區經濟，擴大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幅度，加強貧瘠農村的建設發展，讓農民有尊嚴的與城市居民同享平等福利，安心從城市回流到廣闊的農村地區工作，以分散城市的人口密集度，才是正本清源治理社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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