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3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3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