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5年8月22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派人告诉母亲，父亲凌晨自杀身亡。教授会协理员见到我们孤儿寡母，毫不客气地说：“周价在肃反运动中，在‘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于今日凌晨突然自杀，属于现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仅15周岁的我六神无主，去找同住一个大院的南京九中团委副书记周合群谈心。他比我大三周岁。他说：“你刚刚于6月22日通过南京一中团支部审查，现在正值团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组织如实汇报，并要表明与父亲划清界限。”
8月23日，我陪同母亲前往鼓楼万国殡仪馆，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8月24日，父亲殡出，葬南京卡子门外养回红村公墓。过了两天，我专程到南京一中，找到团委委员、原初三班主任张鸿恺老师，在学校中心花园，向他如实汇报了父亲死亡的事，以及我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
从此以后，我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这个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团委批准我入团。后来转学到杭州一中，要求转团员关系时，南京一中团委却拒绝给我转。1958年在杭州一中读高三时，被迫辍学，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59年在海宁许村公社教书时，受到全乡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办求是初中当教师时，再次申请入团。尽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区团委否决。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险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1969年杭州城里出现现反标语，当局率先查我当天晚上在哪里。1979年在校办农场劳动改造时，全家分居两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资，身上无一件衣裤没有补丁。直到1989年，我才还清我们所借的外债。
1987年4月，借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个课题经费（100元），终于在离开南京31年之后重新回到南京，到养回红村小山坡上找到父亲坟地。那里早已没有墓地，坟墓的位置成了人们扫祭的道路。随后我去拜访父亲的老同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同事、南京军区退休干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战争时期工兵监同事、解放后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同事、南京市当时的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会员）、南京市动力专科学校退休教师黄凤丹叔叔，才知道父亲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父亲事实上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教授会领导也准备要父亲于8月24日去上课，值班的党员已知道我父亲无事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时，后一名接班的党员看管尚未到来，前一个已提前离开隔离审查室。此时我父亲对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为问题永远说不清了，于是乘此空当，悄悄走出隔离审查室，走向军事学院东门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着水，直扑下去，硬是把自己闷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