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官，1948年没去台湾。父亲是大孝子，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父亲是抗日英雄，腿受过伤。他还是搞高科技的学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亲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2年，监外执行，接受群众管制。我们的家庭成分被定为伪官吏，全家老小成为反属，受尽歧视。不管怎样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还是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个总工程师的职位。
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开始了。他们要父亲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散会。这样的会开了一年多，就等着父亲说话。我父亲一看拖不过去，就提了一条意见，于是被定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
1958年10月8日下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大门敞开，人群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大娘告诉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当时如闻晴天霹雳，差点晕了过去。进门一看，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哭，家里乱作一团。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善良、最英俊、最慈爱的父亲。他高高大大，是个很帅的男人。他经常带我们去放风筝，教我们打篮球、滑冰、游泳，好像一个天才、全才。他会英文，通六国语言，会拉小提琴，经常带我们去买衣服。这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要被抓走？母亲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你们要了解你们的父亲，他是个好人！”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了父亲，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我们一次一次去找，只听说他是高科技人员，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们在利用他一技之长的10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从此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了我们，连我的亲姑姑也与我们划清了界限，怕受株连，断绝了来往。那时我们5个孩子还小，全家6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在时，她很少出门，从未工作过。我是二女儿，我说我不要上学了，可以帮助她干点活。母亲不让，她说我们还小，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来承担。
我妈妈也是知识分子，为了养活全家，不得不放弃了公社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个工作挣的钱很少。她请朋友帮忙，在环卫局找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只因为口粮定量高一点。每天半夜2点钟上班扫路，白天保持，收路边的垃圾。原来她没有干过体力活，我们一再劝她不要干，可她坚持要去。一天下来，母亲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会抡那个大扫帚，可一扫就是4小时。她说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静，可以痛痛快快流泪，没有人看见。就这样，她坚持了10来年扫马路的工作，最后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茧子。
60年代初，可怕的大饥荒来了。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我们家幸存下来，没有被饿死，是母亲为我们付出了最勇敢的代价。那时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看着几个孩子饿得是皮包骨头，母亲便在休息的时候背着口袋到菜地里捡来大头菜叶子，给我们煮着吃。春天，我们几个大孩子上榆树林撸榆钱，撸榆树叶。母亲掺着苞谷面，蒸了好多榆钱、榆叶发糕。我们吃着树叶，挖着野菜，竟然活过来了。
有一个场面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我在中专上学，吃集体伙食，一日三餐只有3个黑面馒头。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那顿黑面馒头留下来。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攒下的6个黑面馒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楼下的电线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兴地跑过来抱着我说：“二姐真好，又给我们带馒头回来了！”一边说一边跑回家送给妈妈，先给妈妈吃。看着他那天真可爱又可怜的身影，我心里无比的辛酸和难过。
刚刚度过难关，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文革一开始，母亲吓死了，说：“我们又要开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在外边要小心，少说话多干活，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说着母亲点着炉子，把家里的所有藏书，古今中外的，全拿出来烧掉。当时我们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亲的技术书。母亲说，一样不留，统统烧掉。一本本的书全被扔到火里了。眼看着我们喜欢的小说就这样被烧掉，我们只想哭。整整烧了3天3夜，最后剩一本精装英汉大辞典。母亲抱着它不舍得扔到火里，呆了半天，最后还是扔了进去。她说：“这一本书是你父亲的，我们不能留下。如果叫他们看见了，不知又给我们扣上什么恶名——最好还是扔在火里烧了。”过了一会，母亲又想从炉子里拾出来，可是已经晚了。她流着泪说：“这是你爸爸的宝贝啊，将来怎么和你爸爸交待啊！”这一幕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我们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我没细看就一步迈进家，只见妈妈在伤心地哭。看见我回来了，她说：“刚才街道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我问拿走了什么，母亲说：“家里破破烂烂，他们看没什么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后把我给你们出嫁时准备的首饰盒收走了。妈妈对不起你们！” 母亲越哭越伤心，我一把抱住她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们身边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过火，母亲看到我们5个孩子，4个女儿1个儿子，越长越漂亮，很高兴又很担心。外边的风声越来越紧，打砸抢成风。母亲怕我们出什么意外，赶紧托人给大姐和我找对象，想把我们嫁出去避风险。我们姊妹虽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长。可是我们不可以考大学。大姐考音乐学院，术科合格了，最后政审被刷了下来。我三妹钢琴弹得好，也报了音乐学院，术科也合格了，还是因为政审给刷了下来。我当时喜欢体育，冰滑得好，想考体院，最后因为成分不好，还是放弃了。
因为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们。最后，我大姐找了个在外地工作的，清华大学的，是资本家臭老九。我三妹当时中专毕业，因为家庭问题，受株连被分配到山西一个三线工厂。母亲对我说：“你给我们改改门风吧，还是找个工人吧。”当时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学校里处了个男朋友，因为我成分不好，最后也跟我断绝了关系。在痛苦之下，我答应嫁给一个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届，正符合下乡条件，最后下到农村，当了知识青年。家里只剩60岁的母亲和不到15岁的小弟。
我成家以后经常回家照看她们。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邻居都在我们家，一个邻居告诉我：“你妈妈和你弟弟被楼下老马家的几个大小伙子给打了。”我说为什么，邻居说他们说你们家是反属，打的就是你们。我进屋一看，妈妈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气得二话没说，冲下去要跟他们拚命。妈妈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个姑娘家你打不过他们。这个世道没理可讲，我们不挨打谁挨打？我们就忍下这口气吧！”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我只好忍了，抱着母亲和弟弟痛哭失声——没有地方诉苦啊！
1973年我们突然接到父亲被释放的通知书。这是个震惊我们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监狱接父亲，可是当见到他时，我惊呆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半身瘫痪，手脚抽搐，不能自理，拖着一条腿的苍白衰残的老人。这哪里是15年前我的父亲，我那英俊潇洒的父亲！我没有马上前去相认，还是他先认出了我们。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叫着我们的名字。我们姐妹俩抱着他，叫着他，父女三个哭成一团。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父亲跟我们讲，他几次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挑着两大筐砖，走到4楼时，眼前一黑，栽了下来。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没有死。他有个心愿，他要见到我们。还有一次在水库干了3天3夜，第三天昏倒在水里，但他又没死，他活过来了。
他说因为他懂高科技，会6国语言，让他翻译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头发全白了。他们告诉他，好好干可以提前释放，可是到头来不仅没有得到提前释放，反而多关押了5 年，释放时已被关押了15年。父亲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亲人，但是当他真的见到亲人时，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他心里痛苦极了。就这样，到1976年，会6国外语的父亲得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补白：我3岁时第一次在监狱里见爸爸巫宁坤。爸爸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爸爸发来一封信，说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3年大饥荒，他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5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是最后一面。文革时候看大字报，揭露爸爸的“反动历史”，我一算，不对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号才出世啊，他4月17号就被抓走了，怎么会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时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红卫兵叫我写我爸的大字报。我那时候才8岁呀，小学2年级。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把我那个署名的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期间，夜里关起门来偷听美国之音，学英文。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由于父亲是右派，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当时人家都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可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
后来我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我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我，说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