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6年文革爆发时，农村最早的响应行动是除四旧。笔者当年25岁，也参加过一次除四旧行动。在大队党团支部联席会议上，共青团支部书记颜庆洲发言说：“人家外地到处都在扫除四旧，搞得轰轰烈烈，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四旧？我们为什么不去除？我们还要不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他这么一说，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于是会上20几个青年人一哄而起，会也不开了，就去除四旧。
走出大队部没多远，有人问：“我们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议论，有人说，五队程鹤松家有海外关系，他家肯定会有四旧。于是20几个人到程家翻箱倒柜，把人家旧时用的捎马子、锡烫壶、铜火炉、小脚女人穿的钉鞋等统统翻了出来，特别是程家每年端午节都拿出来供奉的判官老爷画像（当地人称“老判”）和放在寿材里的两个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几个男青年一边喊着“你们几个女的脸掉过去”，一边扯下裤子就往老判脸上撒尿，嘴里还说着“给您洗洗脸，送您上西天”。那几件值钱的铜锡器，作为废铜烂锡卖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并当场从供销社门市部买了一套锣鼓，交大队文艺宣传队使用。
文革一开始，我还是真心拥护的，后来造反派们打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幅标语，作为祖辈种田出身的我这时才在心底悄悄产生动摇。1967年春节前借一次送信的机会，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认错、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达理，原谅了我。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对自己跟别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虽然我不是主谋）。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几十年了，我还感到对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错的事。他们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当我踯躅到他们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顾以往，只能说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淮安县席桥镇秦庄村社员陈友成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因家穷，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岁了才与一寡妇同居生活。他不识字，辈分也不高，50多岁了，人们见他还是叫他小名“小成儿”。与人谈话中，他也常以“成儿”自称。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最厉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坏分子比比皆是，一时人心惶惶。
1945年淮安从日伪手中解放之后，成立了共产党苏皖边区政府，进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又打回苏皖边区，勒令在边区政府当过一官半职的人统统要到国民党区公所集结自首。陈友成在边区民主政权期间曾做过几个月的农民互助组组长，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则就得去坐大牢。农民互助组本是由政府基层干部组织起来的农民互助组织，比如有牛的帮没有牛的，有劳动力的帮没劳动力的，还可以以人工换牛工，互相取长补短，根本不是政治组织。但是保长告诉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约合75公斤）粮食到区公所画个押，然后就没事了。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一次刮地皮行为。陈友成是一个穷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粮，托了熟人，用小毛驴驮五斗玉米到国民党淮安县十一区区公所所在地（蒋家大楼），交了粮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年，共产党再次解放淮安，此后的几次肃反、镇反都没有牵扯到陈友成。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陈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档案中被发现。那天下午，生产队布置在萝卜地里拔草，做到3点多钟工休时，陈友成一边闷头吸旱烟，一边悄悄对身边的人说：“成儿一辈子没丢过人，这回不得了了。”别人不知底细，就说他：“你怕什么？你又没做过坏事。”“你没干过国民党，也没干过共产党，投敌自首更靠不上边！”不说还可，一说他更加胆战心惊，乘人不备，悄然回家。
工休结束之后，记工员发现陈友成不在，便大声呼喊，可是左喊不应，右喊还不应。他家就在萝卜田边，记工员就去他家找，发现他已上吊自杀。有人忙跑到大队部报告。当时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立即用大队的手摇电话通知席桥医院，请派医生抢救。随后我骑车赶到现场，一摸陈友成，身体仍然温热。上吊的现场，那拴绳子的横梁只及我的肩头高。陈友成个子虽比我小一些，但那个高度也无法使他悬空致死。他完全是仓皇之间寻死，自己收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气绝身亡的。这一年他56岁。
刘从明医生赶来用听诊器一听，心跳已无，陈友成的脸色也完全变了。后来我常想，如果农民中有人会一点急救的技巧，或许还能把他抢救过来呢！
有一年春节，几个生产队的男劳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队的张洪枢也拖着一把铁锹随着人流来劳动。张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读高中时随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到厦门，先后任厦门市共青团市委秘书、市工业局代理局长等职， 1957年因在整风会上提意见被错划右派，遣回原籍监督劳动。文革期间极左盛行，作为右派分子的张洪枢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将们看见张洪枢就纷纷议论：“戴着眼镜挑河工，净出洋相！”“可不是，贫下中农哪个戴眼镜？”“狗改不了吃屎！”“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小将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个箭步跨到张洪枢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把眼镜拿下来！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张洪枢稍一迟延，小将一棍子把眼镜敲了下来，险些把张的眼睛打瞎。
张洪枢的二哥叫张洪涛，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我们大队派来了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公开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有逮捕几个人方便些！”真是无法无天。果不其然，笔者仅因向工作组提出“请你们多搞些调查研究，然后再发言”的建议，就被指为矛头胆敢对准工作组，勒令我交出大队公章，被挂到一边。
转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给我们大队的第五生产队。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之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3个人无法赶它走，于是经生产队长陈友高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3人轮流拉车去配种。
到了配种处时，老母猪不知是因为捆绑难受，还是因为见到种猪使性子，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就拼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它在离圈时吃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结果肠子被摔断，外部虽没伤，可是经不住体内流血，不一会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组的刘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
能搞专案材料的人不多，于是我这个被挂起来的干部就又用上了。他们让我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居正兴调查张洪涛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我发现这头老母猪从出圈直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怎么也不能说这头老母猪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兴如实汇报，那位工作队队长竟冲着我拍桌子发脾气：“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然后向我们挥了挥手。我当即知趣地起身离去，但身后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这四个字是冲我说的。
张洪涛后来虽未被抓进监，但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挨了一顿恶斗，被一些革命小将狠狠踢打了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