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波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1月12日讯】日前，中国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为了挣些学术工分，合伙向海外的杂志《晶体学报》灌了一把水。本来可望平步青云，在中国教育和学术体制内谋一把名利的，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却没想到造假的研究成果很快被人用软件破译了。傻眼之间，两颗正在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饮弹陨落了。
你可以在扼腕叹息之余，聊以自慰的说，哪个国家没有学术造假呢？中国人那么多，自古以来就“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在伟大的某党的领导下，给党和人们丢脸的学术败类毕竟是个别现象。
不过要联想到近来在大陆不断爆料的学术造假事件来看，这个还真不是个个别现象，从中科院的造假论文，到业务繁忙的学术论文代理公司，到撰文披露大陆学术造假而受到严厉惩罚的杂志主编，以及美国和中国的一百二十多名华裔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发表公开信，致中共中国教育部部长、科技部部长、中科院院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要求设立正常的调查机制，制止学术腐败，加强对科研人员进行保护的提案等事件来看，井冈山大学这两位大学教师的造假，不过是中国大陆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而已。推敲起来，在大陆那样的学术体制下，不造假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党国统治的几十年，从大小各种运动，到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大陆人文社科的研究几乎完全停滞，在那种极端话语控制的强权社会里，任何一个与国家宣传机器不同的思考结论几乎都会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按照执政党的意志，被严格控制在很有限的学术空间中。只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给大陆学术界极为有限的研究自由度。即便如此，几十年的专制文化控制，也使得大陆学术界处处充满了党文化传统和话语控制习惯。那些坐镇学术山头的所谓权威们，也几乎满脑子党的习惯思维。对他们而言，权术的熟悉程度和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学术。
纵观学术历史，自古以来，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条件：首先是社会的宽容度，需要社会给学者相对充分的学术话语空间。它的前提是社会给纯粹的学术研究以足够的空间，允许学者们去反思、去批评。远古，中国学术的盛唐时期，就有这样的胸怀，能够广泛接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他们兼容并包，并给与足够的尊重，才使那个时代“万邦来朝”。相比之下，当今的美国也可被看成具有这样兼容的胸怀。每天有无数个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在大大小小的学术场合和公众场合，严厉地批评政府，反思政策的失误，甚至可以指责执政党的弱点，但并不需要担心被“颠覆国家”罪名陷害的风险。它的一个回报是，世界各国的顶尖学术人才纷纷投奔美国，帮助美国在各个学术领域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社会给学术研究人员相对丰厚的养家糊口的物质资源，这样，学术研究者可以两耳不问窗外事，不要操心明天的柴米油盐，安心地把学问做深做细，凝神静气地去谛听自然和生命深处最纯净的声音。只有不用把做学问当成谋取现实利益的买卖和风险投资的手段时，学者才能真正安心地求学，做出些有穿透力和丰厚功力的研究成果。
联想起来，那个井冈山大学，在大陆生活很多年，我和很大学朋友也从没有听说过。听到这个名字时，倒是可以很快和山寨联系起来。要仔细推敲下去，那个穷乡僻壤的大学，靠着血色背景和政治扶持，如果没有长久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涵养积淀，那个地方的两个试图问鼎国际学术的年轻人，还真有些令人惊叹的勇气。
我倒没有嫌贫爱富的意思，但自古以来，东西方的大多数学者们几乎都需要具有更多相对闲暇的条件。古希腊的哲学家说：“闲暇产生智慧”。在中国历史上，大学者产生的土壤之一是：书香门第，几百年传家。没有衣食之忧，才不用挖空心思去趋炎附势，也不用急功近利地编造结论，沽名钓誉。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比中国高，高收入国家此项投入平均占GDP的4.8%，人年均收入平均为346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该项投入平均水平也达到3.3%，而中国长期以来教育的投入长期在2%左右，即使在经济增长很快的过去十几年，也没有突破3%。有人戏言，全中国高校一年的教育费用可能还没有哈佛大学一个学校的多。
学术是需要投入的，时间，但更现实的是钱，至少买书、买电脑、买实验器材、做调查，这些都要钱。相比之下，如此悬殊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中国大陆的那些长官们却拍著脑门，异想天开地鼓励自己的属下去问鼎世界学术声望，无异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然，我不排除学术界有特别聪慧的超常人，给他们吃草，他们也能源源不断地被榨出奶来。但我们得正视这样的现实：在党国统治下，我们发现它的体制没有培养出杰出的人文社科的思想家、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学术巨人、没有可圈可点的人文学术的重大突破。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没有把新一代的社会成员成功地培养成涵养高、技能高、视野高、有创造力的人才，相反这个教育体制却会把人训练成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没有足够的技能去为自己谋生的一代人。很多人被成功地灌输并同化了党妈妈的思维方式：骨子里充满了对人和社会许多不切实际的误解，并自以为是而浑然不知。不说远的，即使和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时期比，也差距遥远。至少，我们看到在民国短短的38年中，影响巨大的学者名人可圈可点的也是灿若星汉。
现代，即使不出国门，不和世界经济、学术强国的学者一争高下，在中国大陆内部也正在轰轰烈烈地掀起这学术大跃进的运动。且看各大学府颁布的教师工分考核指标，一年要发表多少数量的文字，多少级别刊物的论文，参加多少学术会议，上多少小时的课。如果达不到，将后果自负。一时间，人人自危，全国上下开始搞学术研究，恶补学术论文写作，连高校幼儿园带孩子的老师每年也有论文指标。
相比之下，学校能拿出来的津贴和增加的工资却微乎其微，至少和国外同行比，其微薄、其为粗粮折腰的卑微，已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衡量的。
数量化的指标要求超过了高校学人正常状态下所能到得目标，必然逼良为娼。许多一辈子没怎么做亏心事的厚道老师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想办法，走门子，短时间内达到教育部学术快速提级的高校战略部署要求。
数量化的要求很显然还带来另一个后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而且会带动学术人文环境的恶化。很显然，如果老子先生轮回转生到当今的中国，意欲在大学谋职的话，他辛苦钻研出的可以对身后五千年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巨著，却惜墨如金，若只肯写区区五千字，那他将连个小小讲师都很难混上。忍饥挨饿，无法养活妻儿不说，遇到那些读不懂他大作的党性很强的、没怎么读书的学术权威们，一定视他为奇谈怪论，有“颠覆国家政权和理论”的倾向，把他讥讽一通，甚至粗糙地简单过一下堂，然后关到大牢里，处境好比现在的郭泉教授一样，那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无论如何他也是一定要逃出函谷关的。高校人文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
无论如何，井冈山山寨的大学教师学术造假被发现，不会是第一个，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学术造假推动的“大陆学术虚假繁荣”方兴未艾。只要学术大跃进的幻想还没有在中国教育部政策制定者中熄灭，只要中国大陆还不需要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的时候，学术造假将生生不息，此起彼伏。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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