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贾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革委会里所有的造反派都听他指挥。群众专政一开始，贾作仁就让赵士杰当群众专政的头头，把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分子都关了起来。对于那些不肯老实改造的各类分子，可以当场打死。一夜之间，全公社有十四个大队的专政队各打死一名四类分子。在县武装部主持召开群众专政现场会议那天，贾作仁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粪和污泥里浸泡长达一天，并在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被牛粪污泥浸泡的四类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肤病。一名知青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气愤，说了几句不满的话，结果被群众专政队打折一条腿，落得终身残疾。专政队动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挂在房梁上悠，针刺手指，钉子钉太阳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见的。一名女知识青年觉得群众专政做得太过分，说他们好像法西斯，便被定为现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众专政的头头赵士杰和贾作仁还对这名女知青进行长期强奸。
群众专政结束之后，这名女知青投书县革委会，举报赵士杰和贾作仁的兽行，而后服安眠药自杀。
举报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她十六岁那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不会干农活，时常想家，在劳动中说过城市孩子不应该下乡的话。群众专政一开始，她认为群众专政的做法太残酷，更不应该把四类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类分子是人不是牛。当年法西斯也不这么做，真比法西斯还坏。不经过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里整人，真是无法无天。群众专政负责人就说她是对抗最高指示，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头发被抓掉，脸被打得又红又肿，眼睛也肿成一条缝，被关进公社的一个仓库里。窗户很小，四周上着铁栏护。他们不给她铺盖，地上连草都没有，让她在水泥地上睡觉。她受不了，就边哭边喊。看管她的民兵给他弄了几捆稻草，一床旧被，就这样被囚禁在仓库里。
过了两天，原来看管她的人不见了，由公社专政指挥部的赵士杰看管。赵士杰假装关心她，给她送水送饭。一天晚上，赵士杰和她说，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斗她。那天晚上，赵士杰像野兽一样强奸了她。从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赵士杰经常来强奸她。她远离父母，受不了这样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觉得这样不明不白死了，让作恶多端的赵士杰逍遥法外，她个人的冤屈将永远石沉大海。她要活下来，要控告群众专政对她的迫害，还自己一个公道。
赵士杰的兽行实在让她忍无可忍，她就把情况回报给了贾作仁。贾告诉她，不许和任何人讲，这是关系个人荣誉的大事。当天贾作仁就把赵士杰调走了，再不许任何人接触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监管。贾作仁告诉她，这个案子没结案之前，不能和别人讲，她要暂时在这里继续接受审查。贾作仁给他弄来两条带靠背的长椅子，合在一起给她当床。没想到贾作仁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里他打开屋门，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强奸了。
从此以后，只要公社干部下乡，贾作仁就趁机对她进行奸污。有时一天两次，把她折腾得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样受折磨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痛苦日子里，她记下两个畜生对他施暴的日期。屋子里没有笔没有纸，她就检一根树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划在墙上。凡是墙上划有叉号，下边写上日期的，就是赵士杰对他施暴的时间。凡在墙上划V符号的就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贾作仁对她施暴的记号，每个记号下边都记录了日期。一个V符号下记着两个时间，这就是贾作仁一天两次对她暴。
贾作仁、赵士杰的胡作非为使这名女知识青年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和摧残，肉体上遭受践踏和蹂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多次想自杀。
根据这名女知青提供的举报线索，人们发现公社那间关押女知青的仓库墙上确有叉号和V符号。比如叉号下边有7，3，8，30，就意味着是七月三日八点半。
贾作仁夺权之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觉得自己出身好，历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结合的工农干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拥护他，因而变得有恃无恐。贾作仁奸污女知青的消息传出，真有点石破天惊出人意外。经公安局对赵士杰和贾作仁突击审查，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贾作仁脸色铁青，往日的骄横没有了，低着头走进了警车。
补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早已破败的地主家庭。六岁时母亲牵着我的手去村里的小学校报名上学，那时报名上学的条件是能数一百个数，能完整写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一百个数倒是背下来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却没能完整写下来。被学校拒绝了。我是开学半年后入学的。入学要带户口本，同学们相互传看着各自家庭的户口本，主要是看户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贫农、雇农的同学格外骄傲自豪，是中农的也挺胸昂头。我们几个地主、富农的狗崽子就惨了，先是犹犹豫豫不肯拿出户口本，而后就直接被同学抢了去。自然我们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无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后我们几个地富后代总是受贫下中农后代的欺负，老师也坚决站在了他们一边。日子很难熬，地主富农的后代们陆续转学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被革命的对象。读小学时我的书包经常被同学们扔出去很远，每次我都等同学们走远了再偷偷捡回散落一地的书。记得下雨天家里的玻璃窗上时常被同学摔上稀泥，有时家门口还被挖几个陷坑。我实在无法忍受地主成分给我带来的种种屈辱，在一次学校要学生带户口去上学时，我悄悄把户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举给父亲带来了巨大麻烦，先被派出所抓去关了起来反省，后来经常被批斗。在阶级斗争还十分严峻的年代里，改成分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