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明 转自 博讯新闻网
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面临一个重要的障碍，政治犯赔偿。
钟德超，著名政治案件当事人，由于其家族成员和朋友在60年代有些振聋发聩的[整体维权]语言，加上钟德超先生个性刚毅，很快成为“只有我一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
最近，宜宾当局经研究决定：“你必须在申诉书上写明只要补偿不要赔偿，我们可以给你补尝几百元到一千元。”
没有胡乱招供和诬陷他人
在文革那个岁月，钟德超是位有点思想的人，自然为哪个时代所不容。他的父亲还时常撰写打油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毛泽东是暴君一个，赫鲁晓夫替人民消毒！
在哪个时代，这些最先进、最前卫的[整体维权]语言，自然让钟德超家族受到关注。
63年，平山县潘姓公安人员因为私人原因一直对钟德超不满。一次，邻乡有人贩卖烟土被抓，潘就抓住机会把钟德超叫去审问，钟德超当然不服，争吵中拿起椅子打了潘公安。
为了避免他的报复，65年起，钟德超就一直跑到外面做工，当地就开始到处传说钟德超为首组织反革命活动，是个现行反革命。66年6月24日，钟德超终于被他们抓住了。
值得我们激动和学习的是，钟德超先生人格高尚，言行合一。捉拿归案后，没有按照当局的思路胡乱招供和诬陷他人，最终成为“只有我一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
80斤铁镣 十个月禁闭 吃饭在地上舔
9月中旬，钟德超先生通过不少曲折来到我家，朋友们接待他仅仅几分钟，都有一个相见恨晚的感觉：他的毅力是那么的坚强，人格是那么的高尚。
回顾他的炼狱生涯，钟德超先生静静地谈到：
他们用绳子反绑住我拉出去游街批斗，不出具任何手续就给我定性为反革命罪，让民兵对我拳打脚踢，然后就把我关进看守所，刚一进去，就有一个姓刘的法官对我说[你进来了就别想出去了，承不承认都是反革命了]。
67年，他们就这样以所谓反革命罪口头宣布判处我8年徒刑，强行押送我到煤矿劳动改造，这期间我坚决不认罪，就一直反抗要说法，他们就给我又定了一个[为首组织脱逃罪]，关我的禁闭。
当时，用80斤重的铁镣铐住双脚，又带着手拷，禁闭房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大小便就在门口，吃饭时只能爬在地上用嘴舔，实在受不了，肯定要叫几声，他们就认为我不老实，用掏煤棒打我，用刺刀捅我，就这样关了我十个月禁闭，当放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遍体鳞伤，满身病痛，既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放过我，不仅不给我医治，反而还要让我继续做繁重的体力活，唉！”
12年刑满改判刑期5年 2003年拿释放通知书
74年，钟德超本该刑满释放了，可是没有。当局说他是反革命，交由群众监督改造，在煤矿又干了四年。
直到78年打倒了“四人帮”，钟德超才被释放回到了家里，但没有释放证，也不给个说法，而且还继续带着反革命的帽子。
“对此，我心理当然不服，就要求政府给我平反摘帽，结果奇怪的是，当地公安法院都说没有有关我的档案，不予理睬。直到79年底我突然才接到由平山县法院寄来的[79字214号刑事判决书]，上面写到：监字某某反革命一案已改为贩卖烟毒案，改判刑期5年。”
“真是笑话啊，我都已经坐了12年的牢狱，他们才再改判5年，这还有什么作用？而这时其他所有被判反革命的人都摘了帽子，唯独我没有，这心理就更感到冤屈不服，于是我就开始了不断的申诉上访。先是到县法院申诉，又逐步升级，总是没有结果，到了2003年全国公安大接访时，我才又接到了平山县公安局的一个传真，是由劳改队签发的释放通知书，还是说我是反革命被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我就不服气了，继续上访申诉，可以说前后把法院的门坎都磨平了”
2005年 收到[摘帽通知书]
那时，法院的人见到钟德超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了，他们就派刑二庭的潭中兵的人找到钟德超，让他不要再上诉了，并提出给他一点补尝，钟德超说结论都没有一个凭啥子补尝？就坚决拒绝了。
后来宜宾中院的人也提出补尝，还说钟德超必须在申诉书上写明只要补偿不要赔偿，就受理他的请求，否则不予办理。钟德超拒绝了，因为他要的是平反，给他结论，“我这几十年的冤屈所造成的精神，肉体的损害，必须有一个说法。”
为了申诉，二十多年来，钟德超前后到过县公安局、法院，宜宾市中院、检察院、四川省高级法院，到过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信访办，可谓费尽了心力，财力，可是结果总是推来推去不予解决。
钟德超先生说：“有时候，我拿着上面转发的批示复议书找到地方法院，他们干脆把我的材料全部收走就再也不管了。我仅仅要求他们政府依法给我平反，他们竟然还引用50年代的法律来塘塞我；我要求依法赔偿我在精神，肉体，经济上的损失，他们竟然以财政困难为由不予办理。从79年开始申诉到现在，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正规的判决书，只是在复查中找到了一份驳回通知书，而且直到2005年我才收到了一份补发的反革命[摘帽通知书]。”
我牙也快掉光了，黑发变成了白发
钟德超坚信当局早已经把他的档案毁了，为的是掩盖他们不公平的、错误的处理，不愿意给他以经济赔偿。
不知不觉间，钟老先生的谈话持续了6个多小时，凌晨分手时，眼中闪烁着泪光的钟老先生说：
“我现在都60多岁的人了，为了12年的冤狱，20多年的申诉，我牙也快掉光了，黑发变白发，用了上万元，本来就已经很穷了，想请求政府还我公道，早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至今没有结果，失望之下，我只有通过你们来为我讨回点公道，实在不行，我想我就只好和他们拼了，我要找到当初迫害我的那个人跟他同归于尽！”
说完，老先生转过身去。
无名、无势者最需要社会帮助
时下的中国，大量无名、无势的弱者被漠视，实际上，他们最需要社会的帮助；尽管关注他们带不来崇高的荣誉，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在此，我们希望四川司法负责人和宜宾当局，不要继续漠视钟德超先生的基本权利，尽快从人道角度处理这种无可争议、低成本、而又社会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