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乌有之乡网刊
巍乎，高哉！——“‘文革’与‘反文革’”
——《80后：中国往哪里去？》读后感之一
宋 书 星
作为高中课文，老杜的“剑外忽传收蓟北，……”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熟背如流了。然而，“特别是”三十多年来，“漫卷诗书喜欲狂”的体验却从未有过。今天，拜读了《80后：中国往哪里去？》，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喜欲狂”的滋味。因为喜出望外，“喜”与“狂”就更加浓烈而难以抑止，致使寝食难安、血压升高……
“喜欲狂”渐渐平复了，又泛起一缕羞赧汗颜、自愧自责，且日久弥烈。作为“文革”亲历者，而且是“XX大学那个造反派坏头头”（1976-1977年《XX日报》社论语），理应成为“文革”问题的“明白人”（历史责任使然）。然而，反思、探问了四十余年，却至今不甚了了，对许多问题依然“说不清楚”。更有甚者，不少笔者的“文革”战友们，对毛主席总结“文革”失误的话（“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及其心境、语境尤其是客观史实，并未深入探究，因而认识肤浅、不得要领，致使跟在全面复辟的“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屁股后面，指责“文革”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可惜可叹！“文革”十年，“两条路线斗争”亲历了十年、高喊了十年，最终却忘却了三十余年，混淆了“文革”与“反文革”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界限。以至于，将“文革”中“反文革势力”的一切丑恶和罪恶，统统归罪于“文革”发动者毛主席及其领导的“造反派”群众组织。
“改革教”妖魔化“文革”可以理解：阶级本性和现实利益使然。一些曾经的“文革”积极分子，也程度不同的认同并应声附合。实在令笔者痛心疾首！这无异于将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和“南京大屠杀”，归罪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将千百万冤死在日军屠刀下的中国民众，记在抗日战争“非正常死亡”的账上。真是千古奇冤哪！请问：当今整个地球上，除了在“特别是”的中国，何处还能找到如此颠倒黑白、惩善扬恶的冤假错案？
感谢上苍，天佑我中华！终于涌现出了“乌有之乡”这样一个网站和“wsw1wsw2”这样一位“80后”，发表了《80后：中国往哪里去？》这样一篇大作，首次明确而简要地提出了区分“‘文革’与‘反文革’”这样一个命题。巍乎，高哉！只此短短五个个字、两个词语，就将“文革”十年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清晰揭示、准确归纳起来了。还不仅如此，他彻底揭露了“改革教”及其“妖魔化文革运动”的无赖、无耻伎俩（把自己“反文革”的历史罪恶栽赃于“文革”，然后大肆控诉和声讨）。并且，挖了他们的祖坟：“改革教”教徒不过是当年“走资派”及其“接班人”的变种，“妖魔化文革”就是当年“反文革”逆流的继续。
许多学人朋友和“黑五类”子女不是控诉“在十年浩劫中受到非人的迫害”吗？你们是否认真想过：“十年浩劫”中究竟是谁迫害了你们？是毛主席和造反派的“文革”，还是“XX路线”和“走资派”的“反文革”？
在此，笔者仅举亲历与见闻的几个史实，佐证“‘文革’与‘反文革’”命题的真实性。
1. 是谁迫害了知识分子，是“文革”还是“反文革”？
①．1966年5、6月间，作为最高当局的意志，“5.16通知”取代了“二月提纲”，毛主席的“文革”否定了LDP的“反文革”，“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否定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讨论”。随之，在北京市开展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及其《燕山夜话》的揭发批判运动。毋庸讳言，“文革”在这次揭批运动中的战略意图即矛头所向，绝非仅仅局限于邓、吴、廖，而是直指他们的“黑后台”、北京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PX！当然，“擒贼先擒王”此言不虚，但是，要“擒王”必先扫清外围、消灭“王”的“御林军”。
PX，在“反继续革命路线”阵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一，他早在1957年就是“LDP铁三角”的“一角”，在阻击和扭转毛、周“开门整风”继续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了拱卫“XX司令部”的京畿重臣；其二，他是北京市“独立王国”的“王”，牢牢控制着“天子脚下，京畿重地”，坚持推行“反继续革命路线”。当时，如果说“文革”对中宣部的战略和策略是“打到阎王，解放小鬼”的话，那么，对京畿重地北京市则是“扫清外围，擒贼擒王”。进而，通过打垮彭X这个“铁三角”的一角，孤立“XX司令部”及其“反文革”路线，以全面贯彻“文革”路线。
直至此时，毛主席对京畿之外的地方大员当权派，依然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依然幻想依靠他们把持的党、政旧行政体系贯彻“文革”路线，并希望他们通过“文革”洗礼，洗刷思想上或心灵中的污泥浊水，脱胎换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然而，毛主席又一次失望了。“存在决定意识”。面对毛主席的“文革”要“重点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当权派“大官”大都具有本能的“反文革”情结，并毫不犹豫地付诸“反文革”实践。更何况，当时“XX司令部”仍然控制着党中央的实权，不可能不进行统一布署、严格要求。结果是，“反文革”路线一统天下、黑云如磐。一方面，对群众严格封锁“5.16通知”精神，截断毛主席“文革”路线与民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各地方“大官”（“土皇帝”）层层深挖本地的“三家村”，却自己绝口不提更不准民众追究其“黑后台”，三令五申：严禁怀疑、影射主要领导（当权派）。“造反派”称之为“丢车保帅”。
当时，山东省委抛出了《大众日报》总编文斐和《文艺副刊》编辑丁秀生及其《历下夜话》，利用一切传媒大张挞伐。同时，不点名地给他们安上了两个知识分子“黑后台”，一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二是副省长余修（曾就读于中国大学国学系，“一二·九运动”中任“中国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他们是山东省党、政首脑机关中仅存的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省委“当权派”的“反文革”战略意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了保护自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将“文革”群众运动的矛头，引导并集中到“混进党内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身上。
②．其实，知识分子的命运，早在LDP的“二月提纲”之“反文革”路线统治时期，就被“设计”决定了。虽然他们高高挥舞“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遮羞布，向即将来临的毛主席的“文革”风暴要求平等权利，但是，作为党中央“实权派”，对于普通知识分子，除了镇压钳口、严密控制外，他们不仅从来没有并永远不会恩赐这种平等权利，而且，一有机会，就要以铁血手段大抓“新右派”。1957年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斗争”是这样，1966年“文革”中依然如此，有当时《刘XX与女儿刘XX的谈话》为证。
1966年5月，由山东省委决定布署、山东大学党委具体执行，揪（抛）出了历史系“中国思想史讨论班”——“‘三家村’式的黑店”。其“黑店员”是庞朴、路遥、葛茂春、陈之安等一批年轻气盛“不安分”的教师，“罪行”或“罪名”则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发泄胸中不满”。“黑店老板”是系主任、史学家孙思白，“黑后台”是系总支书记蒋捷夫（仅有的几个知识分子总支书记之一）。至此，尤嫌不彻底，又将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著名学者吴福恒定为“黑店总后台”。
如此一来，从普通教师，到历史系党政领导，直至副校长，不论地位高低，凡是知识分子都“全部烂掉了”。这是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啊，在那些知识分子分散而孤掌难鸣的其他单位又当如何？只有天知道！就这样，“走资派”们利用对“文革”运动初期的操控实权，成功地将“文革”扭转到“反文革”的轨道上。其示范和导向作用不言而喻：于是，全国上下，“文革”的批判对象，由“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学术权威”，又由“学术权威”变成了“学术工作者”乃至所有知识分子。
请知识分子朋友们想一想：连位居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大官知识分子”都难以全身自保，连“清水衙门”里的教师、校长都难以幸免，作为平民百姓的普通知识分子，怎么能奢望不被“残酷迫害”呢？但是，苍天有眼，残酷迫害无辜知识分子的罪魁，不是毛主席和“造反派”的“文革”，而是“走资派”的“反文革”！
2．是谁迫害了“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文革”还是“反文革”？
颁布“十六条”、公开批判“XX资反路线”以后，所有大、中学校“走资派”为了自保，对青年学生加紧分化瓦解，并抢先组织起“官办红卫兵”（俗称“保皇派”或“保守派”）。造反观点的学生，也“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民办红卫兵”（俗称“造反派”）。从此，学生中不同观点的争论上升为组织对抗。无疑，两派“红卫兵”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一，在组织上，“保守派”完全受控于“当权派”，可谓组织严密、计划周详。而北京市以外各地的“造反派”却没有直接领导，只能即时性地跟着“两报一刊”社论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指到哪，打到哪”。其二，在运动大方向上，“保守派”高呼“誓死捍卫校党委”；而“造反派”则要集中火力“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造反派”骂“保守派”为“保皇狗”、“走资派的看家狗”……；而“保守派”则骂“造反派”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与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连裆裤”、“专门从事地富反坏右想做而不敢做的反党勾当”......
毋庸置疑，从成立之日起，“官办红卫兵”就是“走资派”手中“反文革”的新式武器。“走资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手，为了转移“文革”运动大方向以自保，从数月前（1966.6.1）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找到了新的“反文革”策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9、10月间，一场“红色风暴”开始了！其运动内容，山东人俗称为“斗、抄、挖、赶”。斗——对“黑五类”和其他“有问题的人”批判斗争、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抄——对上述运动对象抄家，没收一切“四旧”；挖——深挖细查“暗藏的阶级敌人”；赶——把“黑五类”等“一切牛鬼蛇神”赶出城市，发配去边远山乡农村。
当时，作为刚刚成立的“XX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化学系中队长，笔者曾经焦虑过、沮丧过。因为，“斗”与“抄”，我们“造反派”同样能干，而且比“保守派”干得更出色、更注重政策！并且，为了证明我们并非“与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裤子”，对“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和“黑五类”也确实干过批斗、抄家、戴高帽子游街等等勾当。当时，笔者严格要求属下：抄家时，非“四旧”物品一律不准乱动；抄家后，最大限度恢复原来摆设面貌；抄没的所有物品必须开列清单，并经当事人双方当面核对无误后，由执行抄家者签名，交由被抄家人保管；……。然而，“挖”与“赶”，我们“造反派”却只能自叹弗如、甘拜下风了，无论如何也干不过“保守派”。时至今日，已经几乎无人不明白了：要“深挖细查”，必须内查档案、外出调查，是需要“财权”（经费）支撑的；要真正驱逐“黑五类”，必须将他们的户口迁往发配地，这就更离不开政法机关密切配合、具体执行。当时，距离山东省“二.三夺权”和基层单位“造反派夺权”尚有数月之久，党政财文一切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走资派”手中，被他们视为“反党分子”异端的“造反派”，是名副其实的在野派，“新右派”的帽子尚在头顶上悬着，怎么可能奢望“财权”支撑和政法机关密切配合呢？
历史证明：“文革”初期，“黑五类”及其子女确实受到了“非人的迫害”。然而，迫害他们的绝不是毛主席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文革”，而是“走资派”及其御用工具（“保守派”）的“反文革”。而且，“走资派”迫害“黑五类”，剥夺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其目的绝非向他们宣称的那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卑鄙地为了维护他们“大官”们自己的贵族地位和既得利益。
衷心祝愿：一切研究或讨论“文革”的朋友们，我们不是发愿要“实事求是，唯理是从”吗？那就牢记并掌握“‘文革’与‘反文革’”这个武器（显微镜+解剖刀）吧！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拨开“改革教”散布的妖氛迷雾，还原“文革”的历史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