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波转自网易
1958年8月上旬，摄影记者于澄建与分社的文字记者跟随湖北省委验收团一起下到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当地报上报道那里早稻亩产36956斤……于澄建说：事后，揭露出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假典型。
揭秘 大跃进著名照片 欢悦在早稻"卫星"上
1956年，25岁的于澄建自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同学们惊异、羡慕的目光里，他跨入了北京新华社总社的大门。在同学间还在议论、感叹他的好运气时，又传来了于被新华社摄影部分配采访中央新闻，整日接触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诸多外事活动的消息。
此事在新闻系同学中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四年前于澄建考上大学，跳出龙门那一刻，在乡亲们心里激起的阵阵波澜和猜想。
从校门到中央机关，入社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特殊岗位纪律要求、领取器材等等，短暂的兴奋过后，于便投入到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之中。接受部里统一安排的任务、准备器材、拍照、编写核对文字说明、发稿，每日工作紧张、充实。多数于当年的同事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愿：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大家都愿意这样为党工作一辈子，就是再苦再累再单调也没什么。
1958年3月，于澄建被二次分配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
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特别对农村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这句话是于对自己在总社报道"中央新闻"工作某一方面问题的总结，也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此刻，于的心情与毕业时踌躇满志的状况已经有了不小差异。但事情的发生仅仅只是这个原因吗？
到湖北以后，按照分社工作安排，于在采访过程中开始接触农村题材。虽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但从校门到机关，从上海到北京，这样的人生轨迹，还是使得于"对农村情况可以说一点都不熟悉，更没有自己参加过农业实践活动，所以只能跟着人云亦云，听从党的组织的安排"。对于350华里以外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发生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他无从想象这件事会与自己终身的职业纠缠起来。
1958年8月上旬，摄影记者于澄建与分社的文字记者跟随湖北省委验收团一起下到① 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当地报上报道那里早稻亩产36956斤，于是，省委专门派出验收团下去，验收团的领队就是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于澄建说：
事后，揭露出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假典型，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十几亩地的水稻并在一块稻田里面，并在一块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了，那又根据这几分地的产量算出来整个大概平均亩产36956斤。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有关于澄建拍摄的这张影响广大、甚至被当作"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20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新闻摄影界人士用语）到底是如何出炉的呢？①
1958年《大众摄影》九月号（总第三期）第17页刊登出于澄建写的拍摄经过。这篇文章的刊出时间（1958年9月20日），距离照片见报时间（1958年8月15日）仅仅过去一月余。"一颗早稻大卫星"与"欢跃在早稻'卫星'上"这一名称指的是同一张照片。
"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拍摄经过
于澄建
"欢跃在早稻'卫星'上"这张照片是在全国早稻高额丰产声中拍摄的。当我听到了湖北省麻城县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了这颗早稻卫星的消息后，我以十分兴奋的心情随湖北省委验收组的同志一起到了现场。茁壮饱满的稻穗长得密密层层，一片丰收的喜悦景象呈现在我的眼前。题材是最好的，但为难的是表现方法问题，如何使照片表现得新颖，而且能说明高产丰收，这是我在去麻城的路上已经再三思索过的问题。当时所想到的，也都是常见的表现方法，如创造高产的人们收割、验收，老农看稻穗的特写镜头等。想来想去也找不到更好的表现方法，最后我想重要的问题在于向群众学习，到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灵感"。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很好，用禄来福来相机矮克发，21/100°DIN胶片，f/11，1/125秒，加二号黄滤色镜。由于拍摄距离较近，虽用1/125秒还嫌慢，所以右边两个孩子因跳动而稍显模糊，但有人说这样正可以表示动感，我也觉得有些道理，还希望大家指正。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以上是我这次拍摄中的尝试，这次拍的照片还不够理想，不过通过这次拍摄，我深深感到：一切有意义的题材都蕴藏在美好的现实生活中，一切生动的表现方法也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
不把图片放入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或者说单纯地把图片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以图片本身解读历史，或把图像的碎片当作历史本身来对待，这都是对历史误读的开端。
可是，作为当事人--于澄建自己怀着内疚的心情，从新闻摄影记者的职业行为角度，多年来一直表述的"受了蒙蔽"、"事后才知道情况"等用语，并不利于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事实上，当年新华社的报道对水稻"卫星"田的由来，包括亩产数量的由来、具体的操作方式都做了十分详尽的交代，这些报道在《人民日报》等所有主流媒体上也多有刊登。可以说，新闻媒体并没有隐瞒水稻亩产放"卫星"的操作程序，也就是说，造假的办法是公开见报的。所谓"事后揭露"一说是站不住脚的。但一浪高过一浪的靠移植堆积出来的产量、数字，却是不折不扣公开"数字造假"的产物，并且做法越来越离奇。
文字及图片均来自《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晋用权\著 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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