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娟慧转自博讯网
陈永苗:烧南方系，就是烧掉改革幻想
来源：参与 作者：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参与2011年11月21日讯）我认为底层民众焚烧《南方周末》在内的南方系报纸，是南方系对无数罪恶在其中的改革支持的报应，尤其体现在支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朱镕基这件事情上。改革是脏的，反改革在今天反而是准干净的。南方系出现那种反思制度，而推卸个人的恶劣倾向，那就是帮凶。主动为恶的个人，例如朱镕基，就是制度的化身，不是受害者。
南方系拿着什么来自我为以义，成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把改革当做绝对真理，不过是在体制约束内尽可能不说假话，固然有自由和维权的维度，本身还是浅脏的。我对赞美朱镕基的官员和媒体人士说，站在体制内，屁股所限制的良心话，并不是人话。你们觉得很良心，其实那是因为你们被拖到人性底线以下了。既然说不了人话，在体制内还不如不说话，多做点人事。看问题的尺度问题，作为站立的人的绝对高度，还是作为匍匐前进蚂蚁的绝对低度，决定如何看体制内良心的作用。
即使我承认朱镕基美好的意图，那么文革中毛泽东的意图也很美好。朱镕基可以根据美好意图美化成英雄，毛泽东为什么不能美化成神灵。目标的之美好，于人民无关，只有政治手段之合目的性，才能让人民受益，改革手段是否正当，决定意图是否为善。
中国的舆论对体制和体制性问题，其推动作用已经等于零蛋或者负数。将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在舆论之外如同地火运行。有着网络还好，可以让这种力量展露一点头角。
我想说的是，在今天中国，凡是重要的，对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现在传统媒体杂志上。掌握话语权的几百万媒体记者编辑，是过渡性的，介于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或者本来就是受害者就把自己当做潜在受益者。所以希望与绝望，在摇摆之中。我认为能够决定将来中国命运的因素，在媒体之外在学院之外，也就是知识分子无关。
当今中国凡是至关重要的，都上不了媒体。能上媒体的都是滞后的，不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不说体制内的人没良心或者不努力，而是说其真的没用。体制内媒体如说还有用，那就是作维权。
《南周》被焚烧，是数十年积累尊严的丧失，当前在体制内，以改革的名义干着坏事还觉得自己为民族做贡献的，觉得自己人身有历史意义的人，就是党内改革派。这种尊严感必须击毁，脊梁骨必须给予打断。其他都是羞愧的生活。专制的维持，都是这一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完成的。改革啊，多少罪恶以汝的名义进行。
南方报系逐渐成为负面的词。报纸，晴雨表而已，还以为自己指南针。南方报系与自由的距离，还是很远。虽然他们挣脱喉舌的命运，他们还是。南方报系竞标美国《新闻周刊》因非价格原因被拒绝，其原因在于尖锐的新闻价值对立。不管如何市场化，中国媒体都是有狼性的，如何伪装成羊都没用。如此一点，不管如何努力靠近，与西方自由媒体比较，都是人与神的不可跨越差距：渐进改革直到地球毁灭，也不能抵达自由宪政，这是走路到月球。
在改革受害者看来，在权力的受害者看来，不管他们如何想，想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好坏说尽坏事做绝，都是一样。党内改革派会跟随文革派，在历史的阴沟中发出臭味。
我在《改革之内的“文革”》中说，新兴起的底层毛左派，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的，作为改革受害者出现的，是基于改革的。当今的底层毛主义者，不再是改革初期80年代的极权左派。所有的一切，都被移到改革当中，都落入改革的彀中。最极端的极权左派，不再是对文革的捍卫，而是对改革的批评，不过以一种能治和所指相分离，或者相对立的方式，来批评。
今天对南方周末的批评，即使采用文革的语言，背后的正当性是存在的，也就是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比文革更甚十倍百倍孔庆东的极端语言背后的情绪是非常正当的，话糙道理不糙，我不关心左右之间的话语权仇恨，我只关心背后的大背景。
左右各方都有美好与大便同在，右翼方面美好逐渐丧失，粪便逐渐增加，左翼方面粪便与美好一齐增长。焚烧南方周末，实际上今天“毛左”对改革本身产生巨大问题的一个愤怒，“今天的南方周末，一方面它要求想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但是它又把这种追求的渴望，跟共产党的改革搅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政改的，它一搞改革，它就欺骗老百姓、掠夺老百姓。 ”
对他们来说，:烧掉南方系，烧掉幻想。这个对全国改革受害者都是成立的。底层民众无所谓左右，只有作为改革的受害者出现。左右之争与利益毫无关系，或者丝毫不能牵扯利益起来。思潮或者思想路线，或者党的政策本身，已经不足对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作用力。官僚权贵集团运行着自己的掠夺程序，无关左右。跳出左右视野，那是当局的魔咒或者迷幻药。
我认为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今天“毛左”有市场是因为改革本身出现的巨大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左右身位都是相同的。2003年后乌有之乡毛主义的出现，已经迥异于八十年代回归专政的毛主义。甚至出现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宪政赞同市场经济呼声。这是民生民权的左派革命话语表达方式。这里存在着“所指”与“能指”的断裂对立，词不达意。
法律人或者自由主义着的道德批判中，明显有父性权威在发作，在严重危害侵蚀自由，以道德立场和偏好的一致性，作为敌我的认同基础，距离自由主义至少一万八千里。自由并不奠基于道德之上，而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只要不违法，凭什么听你的，非按照你那一套极端自私的去做不可。总想别人的立场和自己一致，是专制的预备役。你们不喜欢的，并不构成了权威的禁忌。
干嘛要根据你们的喜好作为标准来行使自由和权利，不是任何你们不满意，不满足你们文明的动作，都可以无限恐惧为纳粹：无数的狼来了。无端端的白天看到鬼了，那是精神病患者。例如他们一看到群众运动，一看到大多数人追究个体的道德责任，先不论是非，就先否定群众与大多数人，这不是一种惊弓之鸟的精神病是什么。那是一种走火入魔。不要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岂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恐惧感假装成了理性。这样无限放大无边无尽的的恐惧感，剥夺了民众中政治参与或者群众运动的可能。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说，那些谈论自由最多的人，希望的却只是自己的自由，不承认他人的自由。
对文革的无边无尽的恐惧，对民众的无边无尽恐惧，将在未来宪政转型中，且不说是否成立。就当下来说，对一个还尚未存在虚无缥缈伤害的恐惧，居然会成为一个已经存在而且无限巨大伤害深化中改革的辩护理由。心有余悸，就只能认贼作父，到贼父胸前吃毒奶粉，莫名其妙。另外这种辩护，同时也对党国——人民“鱼水之情谎言”进行强化，把人民推到统治者一边。
我最讨厌学法律的教法律的，在公共事件讨论中，诉诸于道德批判。厌恶法律人的文人化。焚烧《南周》就不是言论自由了？难道权利之行使一定要道德正确，满足文明要求？共产党人的翻版而已。道德批判就是寻找替罪羊的巫术活动，妖魔化对方。这是远古凶恶魔鬼的复活。权利，就是在道德或者政治上不正确时，免于追究。遵守民法上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不滥用即可。
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打着红旗反红旗，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左右身位都是相同的。左右知识分子属于专制，即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样是属于专制，但底层民众未必属于。2003年后乌有之乡毛主义的出现，已经迥异于八十年代回归专政的毛主义。甚至出现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宪政赞同市场经济呼声。这是民生民权的左派革命话语表达方式。所指与能指的断裂对立。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假话背后有真问题。不要与其辩论，而是要看出他们渴望什么，说的背后需求什么。
焚烧南方系，进行左右之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党内改革派一方面拒绝阶级斗争，另外却将法治问题以道德批判的方式，以右派压倒左派的姿态，进行了阶级斗争。右派压倒左派，就是以文革方式，也就是迫使“心灵深处闹革命”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其意图是消灭阶级斗争告别文革，而其参与政治的身位和方式，却深化了阶级斗争，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文革。也就是在他们那里，搞了白色文革，没有枪声的文革。当然改革也是一种以经济剥夺形式出现的文革，改革是一种经济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