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补白：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她质问：“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青海柴达木戈壁滩某钻井队的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因自办油印《中国工人报》而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约因其父是高干，被轻判五年徒刑。另一位四川平民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陶渭熊：纸弹头杀伤力实验
把步枪子弹的铅弹头摇松、取出，再塞上纸疙瘩做弹头，能不能打死人？甲说能，乙说不能，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脚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公社两个重庆知青讨论的话题。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找一个人试一试。
1968年夏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这里抢枪，明天那里武斗。一些人去外地串联，一些人到北京上访。两个重庆知青抢到真枪实弹后，背着它耀武扬威，好不快活，打飞鸟，射游鱼，击树干，穿土墙。他们领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铅弹头的确非同小可，但那纸疙瘩做的弹头呢？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们想找鸡鸭猪狗来试一试，可它们都是有主之物，万一打死了，主人定会不依不饶惹出麻烦，不如找个地主来试验。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该他走运；打死了，该他龟儿倒霉！谁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还犯法？全国到处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谁犯法？
“对！就找个地主。”在这些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眼里，地主一条命还不如一只鸡鸭猪狗。就这样，他们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谢泽云找来，拉到场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被捆绑吊打已是家常便饭，早被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得比牛马还要听话，听到口令，习惯地、顺从地应声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个知青模拟法官口气宣布：“谢泽云听着：地主分子谢泽云，男，现年47岁，解放前一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罪大恶极。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地主谢泽云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知青随即在背后扣动扳机。
只听砰的一声，那可怜的地主只感觉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扑，但马上又端正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头看见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个肿包，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轰的一声倒下去，当即死亡。
“你装死！你耍赖！起来！”
“地主不老实，地主花样多！”
他们用脚踢翻他的身体，看见他满嘴鲜血往外涌，两眼园睁，已经死了。两个知青毫无犯罪感，愧疚感，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了，说：“打死个地主，球不疼（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吗？”
果然球不疼！两个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人过问，更无人追查，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有说是本地知青，有说是流窜造反的外地知青。谢泽云的家人有什么办法？上告？你是地主，谁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文革中，像谢泽云这样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年夏，我重访沙河小镇，谢泽云被杀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绝少谈起，一场绝灭人性的浩劫在有意无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遗忘。忘记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谁保证不再重演？
补白：四川高县小寨坝有个邱国军，家中有几十亩田，土改一来，被划为地主。邱国军还在当地经营一家小旅馆，在穷乡僻壤的痞子们看来，他算是当地的首富了。他们逼他交出浮财，他什么钱都拿出来了，还是过不了关，说他还有财宝藏在哪里。实在拿不出，他们也不善罢甘休，将他绑在树桩上，将其双手十指全包上棉花，浇上桐油，然后将棉花点燃。邱的十个指头变成了点燃的“香”，这叫“十指燃香”。邱国军凄厉惨叫，痛死在树桩上，还被宣布“与人民顽抗到底”，拉出去又枪毙一回。 严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