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197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快放学时，忽有五六个民兵在一个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从校门口经过，其中两个民兵还背着步枪，他们中间还跟着两个个头跟我们相彷的男孩，老师和学生都来围观。两个男孩一下见来这么多孩子，尽量往大人后边靠。那大队干部大声喊：“云龙、雨龙，你们过来。”两个本想躲闪的孩子怯怯地走了过去。那干部告诉老师：“那稍高一点叫云龙，矮的叫雨龙，是王时仙的仔。”老师恍然大悟：“原来你们是去接他们回来。真是不觉过去四五年了，看他们都长这么大了。”
去接这两个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传一段时间了。有些村民不同意这么做，认为孩子太小，
大的不足十岁，小的不足八岁，接回来以后怎么生活？然而大队干部与村中一些阶级觉悟高的群众的观点相反，说必须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动权。
王时仙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几代单传，积累下来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还算个大村，有两百多口人，不划出个地主说不过去，就定了王家。当时王时仙还不足十五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造多年，比贫农还贫农的王时仙一下成了专政的重点。1968年，在大队的一次大批斗之后，王时仙终于死了。关于他的死，有说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说是把头按在水中溺死的，还有说是用电电死的。王时仙当时不到三十岁，撇下了五岁多的云龙、三岁多的雨龙和一岁多的女儿。在极度恐惧中，王时仙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逃回离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娘家。
转眼六年过去了，村中一些干部看别村阶级斗争热火朝天，深感本村没地主可斗的寂寞，于是就要求将地主的儿子带回村来接受改造。我村属广西，云龙、雨龙的外婆家属湖南，在那个粮食紧张、户口管理极严的年代，跨省要人回来，手续是很麻烦的。然而当时阶级斗争挂帅，一切给阶级斗争让路。由大队干部出面，基干民兵为主，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队，先后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当局积极配合下，工作队终于如愿接回了小地主云龙、雨龙。
他们原本想将三个地主仔一起接回来，由于那村一批觉悟不高的群众出来劝阻，更兼地主婆（王时仙的妻子）牵着那六岁的女儿跪地哀求，村里许多群众也跟着下跪，工作组就高抬贵手了。不过已经说好，待孩子长到十岁后，还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队干部对师生、村民绘声绘色地讲著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两个地主孩子却在那里偷偷落泪。故事讲完，大队干部极为荣耀地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两个地主仔，在村民簇拥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没人住、也无人管的屋，门半掩著。干部让两个地主仔进去，并说这是你们的老屋。谁知那俩个孩子一听到老屋，就惊恐得全身颤抖，想转身逃走。大队干部连推带拉，硬是把他们塞了进去。进屋后，俩个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并哀求那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别处去。大队干部根本不理会，也不问原因，只交代身边一个跟来的老农说：“你也算是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帮着照看一点，可别让他们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问。”老头唯唯应着。两个孩子紧张地瑟缩在一块，村民在暮色中纷纷散去。
我到家时，父母正悄悄议论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亲连连叹息说：“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让他们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愿进的鬼屋中，他们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时仙祖上留下的。文革开始，革命群众冲入老屋斗地主，将王时仙反绑双手，高吊在屋梁上，要他交代“变天账”。在反复拉上拉下的吊罚中，王时仙痛苦的喊叫声响彻全村。每次吊打王时仙，还将一家老少绑屋中观看。云龙、雨龙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吊打，多次昏死过去，屎尿并流，吓得大哭，为此他们也挨了红卫兵的毒打。后来他们的祖母也吊死在这老屋的梁上，祖父也在这屋中被折磨死。
他们母子去姥姥家以后，这屋中再没人住。村中传说，雷雨的夜晚常能听到屋中传出凄厉的哭喊。村里大人都不让孩子到这屋里来，队里也不敢拿这屋存放东西。云龙兄弟到他老屋时之所以颤抖、哀哭，显然与当年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有关。后来他们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间小房，从侧门出入，从不到堂屋去。
我母亲与云龙的母亲是同村人，从小就认识，后来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亲跟云龙的母亲总是结伴而行。文革期间，我母亲每年回外婆家时，总会偷偷去看云龙的母亲。云龙、雨龙被抓回村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母亲经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俩。那时大人是不敢明目张胆关心地主仔的。
云龙、雨龙兄弟被接回村后，就被那些阶级觉悟高的干部像扔垃圾一样丢弃了，没有人会想到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兄弟不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龄，没法挣工分，就承担了村中的养猪工作。每年将养的猪送到生产队，按猪的重量结算工分分粮食。那年月，连人都吃不饱，拿什么喂猪？可是养不出猪，年底就分不到粮食，没粮食就没法活。养猪难，不养更难，于是兄弟俩只好起早贪黑，到田间地头扯猪菜。一个近十岁的孩子牵着个近八岁的孩子，无论风雨，每天都得采几筐猪菜。几年下来，兄弟俩竟比村中老人还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猪菜时，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能吃的东西。
采猪菜不易，砍柴更难。煮猪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须走十来里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担柴，孩子砍柴就更难了。猪养得不好，粮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俩一年只能分到四百来斤稻谷，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这点粮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饱。至于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着从他母亲那里来时穿的那套秋装，变化的只是不断增加的补丁。
兄弟俩被从母亲身边带离时在上学，大的三年级，小的一年级。接回村后，上学就甭想了。哥儿俩对上学充满向往，每看到同龄的孩子背著书包去上学，都远远站在路边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们熟，别的不是欺侮他们，就是远离他们。每天放学后，我也常帮家中扯猪菜，我们经常相约在学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个小山坡后见面。我曾多次要求他们到校门口等我，但他们坚决不去。他们常常就在那山坡后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里有一块地方被他们兄弟卧得连草也生不出来了。他们趴在那里等我，能清楚看到学校，学校的师生却看不到他们。他们常常早早采好猪食，就到那里趴着看学校，顺便等我。我每次放学后到那坡后，他们就围着我问当天的学习。我拿出书本给他们看，兄弟俩轮流看语文、数学。为了这份友情，兄弟俩经常把好不容易采来的猪菜分一些给我。
有一年儿童节，学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游戏节目，欢度节日。结束时天快黑了，我匆匆赶到山坡后，发现雨龙一个人在那坡上已经睡着了。他满脸泪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着了。我在他身边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思地擦擦眼睛问：“你放学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其实他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他肯定在这偷看我们玩游戏很久了，也肯定因为触动太大，太伤心了，所以才哭得睡着了。我奇怪他哥怎么不在，他告诉我说，哥哥有点感冒，先回去了。正说着，哥哥又来了。他也是双眼红肿，好像刚从水边洗脸回来。他见我也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放学真晚噢。我们回家去吧！”兄弟俩都低着头，我们一起回村。
每年春节，他们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门，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与孩子的嬉闹声中，兄弟俩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们思念母亲，也深深挂念著自己的妹妹。有几次我母亲回外婆家，他们偷偷将自己省下的好东西，托我母亲给妈妈、妹妹带去，有一次竟将仅有的一只鸡托我母亲带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云龙、雨龙兄弟喜欢到离村较远的一个高山上去采猪菜，其实那山上并没有什么猪菜。有一个星期天，我要求跟他们到那高山上采猪菜。他们尽管不太乐意，也不好拒绝我。到那山上我才发现，他们是为了能遥望他母亲所在村后面的高山，猜想着自己的母亲也可能会带着妹妹在那山上干活。兄弟俩看着，谈著，情不自禁地流着泪。
兄弟俩有时候生病，或受伤，或受村中别的孩子殴打，从来没哭过。除了我曾见过几次他们哭泣，村中其他人应该很少看到他们流泪。有几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斗，村中那些狂热的阶级斗争干部就把他们兄弟俩拉来陪斗。每到这时，他们兄弟那满脸的痛苦，实在让人不忍多看，但这种时候却从来没见过他们流泪。他们只是默默低着头，紧紧咬著嘴唇。有两次，被激起阶级仇恨的群众冲上台，殴打别村的被斗者，顺便将他俩也揍了。被扶回家时，他们没哭，人都走后，他们才缩在被子里痛哭。多少年后，兄弟俩只要一听说开大会，就浑身不自觉地发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兄弟俩唯一的愿望是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因为自1972年被带离母亲后，母子就再未见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