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综合新闻 > 正文

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8-10):云龙和雨龙

2013年08月19日 综合新闻 ⁄ 共 340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197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快放学时,忽有五六个民兵在一个大队干部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从校门口经过,其中两个民兵还背着步枪,他们中间还跟着两个个头跟我们相彷的男孩,老师和学生都来围观。两个男孩一下见来这么多孩子,尽量往大人后边靠。那大队干部大声喊:“云龙、雨龙,你们过来。”两个本想躲闪的孩子怯怯地走了过去。那干部告诉老师:“那稍高一点叫云龙,矮的叫雨龙,是王时仙的仔。”老师恍然大悟:“原来你们是去接他们回来。真是不觉过去四五年了,看他们都长这么大了。”

去接这两个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传一段时间了。有些村民不同意这么做,认为孩子太小,
大的不足十岁,小的不足八岁,接回来以后怎么生活?然而大队干部与村中一些阶级觉悟高的群众的观点相反,说必须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动权。

王时仙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几代单传,积累下来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还算个大村,有两百多口人,不划出个地主说不过去,就定了王家。当时王时仙还不足十五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改造多年,比贫农还贫农的王时仙一下成了专政的重点。1968年,在大队的一次大批斗之后,王时仙终于死了。关于他的死,有说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说是把头按在水中溺死的,还有说是用电电死的。王时仙当时不到三十岁,撇下了五岁多的云龙、三岁多的雨龙和一岁多的女儿。在极度恐惧中,王时仙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逃回离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娘家。

转眼六年过去了,村中一些干部看别村阶级斗争热火朝天,深感本村没地主可斗的寂寞,于是就要求将地主的儿子带回村来接受改造。我村属广西,云龙、雨龙的外婆家属湖南,在那个粮食紧张、户口管理极严的年代,跨省要人回来,手续是很麻烦的。然而当时阶级斗争挂帅,一切给阶级斗争让路。由大队干部出面,基干民兵为主,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队,先后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当局积极配合下,工作队终于如愿接回了小地主云龙、雨龙。

他们原本想将三个地主仔一起接回来,由于那村一批觉悟不高的群众出来劝阻,更兼地主婆(王时仙的妻子)牵着那六岁的女儿跪地哀求,村里许多群众也跟着下跪,工作组就高抬贵手了。不过已经说好,待孩子长到十岁后,还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队干部对师生、村民绘声绘色地讲著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两个地主孩子却在那里偷偷落泪。故事讲完,大队干部极为荣耀地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两个地主仔,在村民簇拥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没人住、也无人管的屋,门半掩著。干部让两个地主仔进去,并说这是你们的老屋。谁知那俩个孩子一听到老屋,就惊恐得全身颤抖,想转身逃走。大队干部连推带拉,硬是把他们塞了进去。进屋后,俩个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并哀求那大队干部将他们带到别处去。大队干部根本不理会,也不问原因,只交代身边一个跟来的老农说:“你也算是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帮着照看一点,可别让他们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问。”老头唯唯应着。两个孩子紧张地瑟缩在一块,村民在暮色中纷纷散去。

我到家时,父母正悄悄议论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亲连连叹息说:“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后怎么生活?让他们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愿进的鬼屋中,他们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时仙祖上留下的。文革开始,革命群众冲入老屋斗地主,将王时仙反绑双手,高吊在屋梁上,要他交代“变天账”。在反复拉上拉下的吊罚中,王时仙痛苦的喊叫声响彻全村。每次吊打王时仙,还将一家老少绑屋中观看。云龙、雨龙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吊打,多次昏死过去,屎尿并流,吓得大哭,为此他们也挨了红卫兵的毒打。后来他们的祖母也吊死在这老屋的梁上,祖父也在这屋中被折磨死。

他们母子去姥姥家以后,这屋中再没人住。村中传说,雷雨的夜晚常能听到屋中传出凄厉的哭喊。村里大人都不让孩子到这屋里来,队里也不敢拿这屋存放东西。云龙兄弟到他老屋时之所以颤抖、哀哭,显然与当年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有关。后来他们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间小房,从侧门出入,从不到堂屋去。

我母亲与云龙的母亲是同村人,从小就认识,后来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亲跟云龙的母亲总是结伴而行。文革期间,我母亲每年回外婆家时,总会偷偷去看云龙的母亲。云龙、雨龙被抓回村后,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母亲经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俩。那时大人是不敢明目张胆关心地主仔的。

云龙、雨龙兄弟被接回村后,就被那些阶级觉悟高的干部像扔垃圾一样丢弃了,没有人会想到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兄弟不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龄,没法挣工分,就承担了村中的养猪工作。每年将养的猪送到生产队,按猪的重量结算工分分粮食。那年月,连人都吃不饱,拿什么喂猪?可是养不出猪,年底就分不到粮食,没粮食就没法活。养猪难,不养更难,于是兄弟俩只好起早贪黑,到田间地头扯猪菜。一个近十岁的孩子牵着个近八岁的孩子,无论风雨,每天都得采几筐猪菜。几年下来,兄弟俩竟比村中老人还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猪菜时,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能吃的东西。

采猪菜不易,砍柴更难。煮猪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须走十来里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担柴,孩子砍柴就更难了。猪养得不好,粮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俩一年只能分到四百来斤稻谷,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这点粮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饱。至于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着从他母亲那里来时穿的那套秋装,变化的只是不断增加的补丁。

兄弟俩被从母亲身边带离时在上学,大的三年级,小的一年级。接回村后,上学就甭想了。哥儿俩对上学充满向往,每看到同龄的孩子背著书包去上学,都远远站在路边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们熟,别的不是欺侮他们,就是远离他们。每天放学后,我也常帮家中扯猪菜,我们经常相约在学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个小山坡后见面。我曾多次要求他们到校门口等我,但他们坚决不去。他们常常就在那山坡后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里有一块地方被他们兄弟卧得连草也生不出来了。他们趴在那里等我,能清楚看到学校,学校的师生却看不到他们。他们常常早早采好猪食,就到那里趴着看学校,顺便等我。我每次放学后到那坡后,他们就围着我问当天的学习。我拿出书本给他们看,兄弟俩轮流看语文、数学。为了这份友情,兄弟俩经常把好不容易采来的猪菜分一些给我。

有一年儿童节,学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游戏节目,欢度节日。结束时天快黑了,我匆匆赶到山坡后,发现雨龙一个人在那坡上已经睡着了。他满脸泪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着了。我在他身边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思地擦擦眼睛问:“你放学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其实他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他肯定在这偷看我们玩游戏很久了,也肯定因为触动太大,太伤心了,所以才哭得睡着了。我奇怪他哥怎么不在,他告诉我说,哥哥有点感冒,先回去了。正说着,哥哥又来了。他也是双眼红肿,好像刚从水边洗脸回来。他见我也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放学真晚噢。我们回家去吧!”兄弟俩都低着头,我们一起回村。

每年春节,他们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门,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与孩子的嬉闹声中,兄弟俩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们思念母亲,也深深挂念著自己的妹妹。有几次我母亲回外婆家,他们偷偷将自己省下的好东西,托我母亲给妈妈、妹妹带去,有一次竟将仅有的一只鸡托我母亲带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云龙、雨龙兄弟喜欢到离村较远的一个高山上去采猪菜,其实那山上并没有什么猪菜。有一个星期天,我要求跟他们到那高山上采猪菜。他们尽管不太乐意,也不好拒绝我。到那山上我才发现,他们是为了能遥望他母亲所在村后面的高山,猜想着自己的母亲也可能会带着妹妹在那山上干活。兄弟俩看着,谈著,情不自禁地流着泪。

兄弟俩有时候生病,或受伤,或受村中别的孩子殴打,从来没哭过。除了我曾见过几次他们哭泣,村中其他人应该很少看到他们流泪。有几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斗,村中那些狂热的阶级斗争干部就把他们兄弟俩拉来陪斗。每到这时,他们兄弟那满脸的痛苦,实在让人不忍多看,但这种时候却从来没见过他们流泪。他们只是默默低着头,紧紧咬著嘴唇。有两次,被激起阶级仇恨的群众冲上台,殴打别村的被斗者,顺便将他俩也揍了。被扶回家时,他们没哭,人都走后,他们才缩在被子里痛哭。多少年后,兄弟俩只要一听说开大会,就浑身不自觉地发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兄弟俩唯一的愿望是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因为自1972年被带离母亲后,母子就再未见过面。

给我留言

您必须 [ 登录 ] 才能发表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