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我家是村里的“首富”，有几间房，几十亩地，两辆马车，农忙时雇用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顶富农的帽子，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家每个人头上整整四十年。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们只能弯腰低头，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见我们像见了瘟神，远远地躲开。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揭阶级斗争盖子、批四旧、刮十二级风暴，哪一次运动，我的叔叔们都逃不了被触及灵魂、皮肉的批斗。不批斗他们，村里的斗争就无法搞起来。
我的四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庄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种豆子。种完豆，还剩下一把豆种，四叔本想揣回家，为得水肿病的四婶熬水喝，又怕村头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种埋在了地头上。不知是四叔忘了还是由于害怕，这把豆种就被留在了那里。若干日子后，人们到南山坡地锄地，发现地头上长出一丛茂密的豆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四叔当场被揪出来批斗。有人从庙里抬出一口铁钟，扣在四叔头上。四叔，戴着五十多斤的铁钟，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在人们的批斗声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们说他私吞公家的豆种，罪有应得。
我作为富农子弟，中学毕业与大学无缘，回家务农。富农在我心中是一种恐惧，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贫下中农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兵，留在村里的有当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的，有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的，就是干活也是看场院、看瓜地、看菜园、赶马车等轻活，而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都是富农和他们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头，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头砸在脚上，无钱医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刚融，架浮桥、打稻埂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冻伤了他们腿上曲曲弯弯的静脉血管儿，溃烂发脓。
那年冬月，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里外的河边修电站。白天在结冰的河里打桩拦河，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浑身发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再跳进河里继续干。夜里挖机坑，在水里风里一直干到深夜。无论如何卖力干活，我们还是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表示与家庭决裂，五叔的三儿子也参加了对自己父亲的批斗。他几次扬起手，终不忍出手，专政头头说：“你不会打，我教你。”说着朝五叔脸上打去，五叔的脸立即成了血馒头，他的三儿子也哭昏了过去。其实富农子女与富农分子没什么区别，老一辈富农死了，村里还得斗下去，斗的对象就轮到富农子女。
有一次我和贫农青年丁二在牛棚里出粪，本来出这一圈牛粪是我俩的任务，可那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栏干上抽烟。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粪，他不干，悠荡著二郎腿说：“今儿个让你孝敬俺贫下中农，我来教育你，怎么？不服气吗？”说着站起身，用粪叉扬我一脸牛粪。那时我真的忘记自己是富农了，也用粪叉朝他扬粪，不料那粪叉竟把他的手指划破了。这下我闯了大祸。“地主富农反了，打贫农了！”丁二大叫着。队长跑过来，不分皂白，当即叫民兵连长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长喝斥一顿后，把我送进小号。我被送走后，妈妈送给队长五十元钱，又给丁二五十元，还给丁二做了两碗面条鸡蛋汤。要知道那一百元钱是我家唯一的积蓄啊！这还不算完，后来的批斗中都少不了我这个活靶子。
富农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妇。七婶有三个儿子，身子健壮，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成亲，七婶愁白了头发。那年月，谁愿意嫁给富农的儿子当老婆呀！贫下中农家自不必说，就是地主富农家的子女也不愿意，这不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吗！没有媒人说亲，七婶就去求亲戚，亲戚也无奈，后来总算找到一个腿脚残疾比儿子大五岁的姑娘成了亲。
秋后打谷场上分口粮，是村里最高兴的事，可是富农高兴不起来。上风头的粮饱满，下风头的粮干瘪，贫下中农分的是上风头好粮，富农分的是干瘪粮。青黄不接时，上边拨下救济粮，贫下中农分得米面，富农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农家不许放鞭炮快乐，有时我站在窗前看贫下中农放鞭炮，无语流泪。春节期间，村里照例要扭上几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锁呐，打大鼓，鼓很大，两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历来都是富农分子。后来富农年岁大了，抬不动了，就由富农子弟来接班。那时有个笑话，一小伙子到外村相亲，女方父亲是个教师，假装斯文，问：“小伙子，台甫怎么称呼？”小伙子一时蒙了，答：“俺是贫农，不抬鼓，地主富农抬鼓。”几十斤的大鼓，绑上鼓架，抬在肩上，从这院抬到那院，从这街抬到那街，从这村抬到那村，从早上抬到晚上，从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两个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响，一天下来，抬鼓的就瘫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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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先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将二十四名犯人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挂牌站立，面朝车尾，游街示众。革委会严密组织沿途街道委员会，命群众在划定的地段观看游街。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须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