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英转自中国死刑问题观察
| 农民问题是21世纪初的中国严重的现实问题，农民与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矛盾随时会激化成暴力运动。尽管有人以"吃肉骂娘"来掩盖这一矛盾，但铁一般的事实无可掩盖。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农民那里起步的，2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被世界叹为东方奇迹。然而九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从1996年的9％降之2000年的2.1％。与此同时，农民消费的年平均增长仅为3.6％，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 数字是枯燥的，并且只能反映收入与消费情况，而农民的其他问题也相当严重。如报纸报道，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46岁的村民胡文海，因承包煤矿、浇地等与村干部和村民发生矛盾，产生报复心理。今年10月26日晚10时多，胡文海持一支双筒猎枪，其友刘海旺持一把斧头，伙同其弟胡青海，利用夜幕为掩护，对9户"仇人"，逐户疯狂杀人，共开26枪，打死14人，重伤3人。 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言……。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 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从胡文海这个案件上可以看到相比于城乡经济增长与消费水平的不平衡来讲，农民的政治环境更是可怕的问题，这才是农民悲剧的重要原因。我们简单地分析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农民：1、集体公共财产的管理和分配权农民没有，2、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司法求助无法得到，3、农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 当我看到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总是满怀乐观主义地告诉人们农民问题可以轻易解决的时候，我真希望来一次"反右"，让他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年。现在的经济学家和投靠权门的自由主义者们凯歌政府的药方就是农民转化为工人就行了。这是什么药方？正如一个女人为生孩子痛苦而发愁，你却对他说，你可以做变性手术成为男人。 因此，农民问题归根到底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根本上要到政治上来努力。 事实上，我们能看到，我们政府正在尝试的"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从政治角度解决农民问题的尝试。总体上来是失败了，为什么？乡级以上的官僚专制如旧，农民怎么能自治起来？并且农民在农村受到的最大的政治压迫正是乡镇一级官僚衙门。我认为村民制度只有在全国更大范围的民主制度下才能有所成效。然而，也微乎其微，为什么？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能到中央的人大代表中有几个是农民？有几个能真正以农民切身利益说话？ 我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我党打江山时的农村工作宝贵经验，就是建立各级农会组织，象工会组织一样。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自己的组织代表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工会和农会又应该是代表各自利益的政治组织，而不是政府的后勤部门。最近大庆发生的工人为保护自己正当利益而请愿，政府工会不但不管还落井下石，逼得请愿工人们自己成立自己的"临时工会"。"工业学大庆"，新世纪大庆工人第一次创立自己的非政府的政治组织"临时工会"的尝试将在中国的民主斗争史、工运史上光照日月。我心目中的农会正是从这方面学习大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