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张建功先生是小城南阳的知名人士，张氏也是南阳城的名门望族，城中心十字街以东百步之遥有一座高宅阔第，中堂森森，檐牙高耸，气派异常，就是张家。张先生的父、祖辈曾连出三位进士，民国废除科举，张先生继承祖上文脉，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研西方法律。
1960年大饥荒，在南阳市商业局任职的父亲，将我从偏僻的乡野带到南阳。商业局就设在张家大宅里，商业局的后院正对着小学，打开后门，可以在铃声响时赶往课堂而并不迟到。这些屋宇是张先生继承的遗产，经其手捐献给国家，后来做了商业局。
进入文革，父亲成为牛鬼蛇神，我随父亲悲惨的足踪，与这所充满少年温馨记忆的大院告别。文革第三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与张先生的女儿张颖在南水北调工地（邓州市陶岔）相遇。她带著名门望族的书卷气，畅朗，智慧，健美，给略感卑微的我以强烈的印象冲击。我与张颖的友谊保持至今，她增进了我的见识，给困厄中的我以温暖、勇气和希望。结交张颖，是我一生的福气。
我是通过另外途径认识张先生的长子张显的。张显是一位儒者，一位极其忠诚的人。相识相交之后，我与他的友谊过于张颖，也许是因为我们共有男性的胸襟，就更容易惺惺相惜。
我的父亲于文革期间死亡于工作岗位，但一直未按因工死亡处理，这加剧了我的青年时代的艰难。八十年代，在市信访局工作的张显，力主公道，在我父离世十三年之后，执意按工丧处理我父的死亡，使穷困的母亲略有补益。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在南阳开办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余暇收集许多当代民间故事，遂效柳泉先生，撰《聊斋新志》，张显先生即是故事素材的重要提供者。吾以《鬼啮》一篇压卷，此故事即由张显先生提供。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我得入大学。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新潮激荡，我因此遭难。当彼之时，张显是我十分重要的慰藉者，我们聊人生，聊历史，聊先辈人物，帮我解脱。
至此，张先生应该改称张伯父了。张伯父生于1916年，卒于1985年，1934年进入北大读法律时，正当东三省沦陷，热血在青年学子张建功身上振荡激扬。在中共党员影响下，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供职期间，张伯父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营救过十几位遭受逮捕的共产党员。自1957年反右至文革结束，张伯父的身份一直是国民党残余人员、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叛徒特务。至1978年，叛徒特务之冤案方才真相大白。当此之际，张伯父余寿还有七年，一生襟抱，尽化为黄昏的云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