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今天下午4：26分，我正在报社值班，堂弟渝德从西彭打来电话说，他刚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妈在20分钟前去世了，享年81岁。刚放下电话，琳姐的电话又来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亲的最后一个同胞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远去了，至此，父辈七个兄弟姐妹已经全部谢世。
这是我们家族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还在电话上约定，春节一定要去乡下给六姑妈拜年。没想到，就在春节还有最后几天就到来的时候，她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思之曷胜悲痛。
六姑妈叫陈懋蘅，是我爷爷的幺女，可谓出生名门。很小的时候，六姑妈就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红技艺十分精巧，剪裁缝纫挑花绣朵无一不精，那时没有听说过缝纫机，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几个姑妈自己手工缝制，所有的枕套帐檐都是她们自己手工刺绣，那真是美丽，现在看来全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了。六姑妈的手艺非常好，我还记得，小时家里吃面，不管是面条还是馄饨（我们那里叫包面），都是六姑妈用擀面棒擀成一张张像纸一样薄的面皮，再叠在一起切成的面条或者馄饨皮，面条又细又软，馄饨皮又匀又薄，比起后来那些机器压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个人吧，六姑妈从和面到下锅，好像并没有要多少时间就全做好了。
有谁愿意相信，像六姑妈这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一生的大部分岁月竟是在悲剧中度过的。那个荒唐的时代，强加给了她过多的苦难。
在六姑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爷爷就将她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回家，在一所小学当校长。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对这样的门第，我爷爷当然是满意的。陶家也为能和我们家联姻而高兴。
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开始成为阶下囚，我的幺叔从重庆写信给我爷爷，说六姑妈的婚约应该作废，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则要受罪。我爷爷却听不进，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硬是在1950年正月十二那天将六姑妈嫁给了陶家。那年六姑妈23岁，从此，六姑妈就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62年，我爷爷在临终前流着泪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
六姑妈嫁到陶家的当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极的运动便杀气腾腾的开展起来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被抢夺一空，民兵们拥到他们家去分胜利果实，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六姑妈结婚的陪嫁包括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被搬走，他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剥下来，就连泡咸菜的坛子都不放过，最后连尿罐都拿走了。陶华轩老大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和一座很气派的生茔，也都成了民兵们的胜利果实。
这还不算，接下来就是极其残酷的斗争。
民兵们把陶华轩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我六姑妈和全家人被强行押在旁边看，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抹泪。
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六姑爷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有旧情。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六姑爷就这样被撤消校长职务开除回家了。民兵们硬要六姑爷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六姑爷是知书识礼之人，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六姑爷和六姑妈偷偷地相对痛哭。
陶华轩老大人，还有叔公陶馥轩和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六姑妈和姑爷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消息，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三人，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临近神溪口时，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陶华轩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长叹：“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随即父子叔侄同时罹难。六姑妈和姑爷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看着父亲、叔叔和哥哥无端横尸江头，六姑妈和姑爷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年春节，六姑妈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六姑爷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六姑妈也是大家闺秀，过年的时候双双去走村要饭，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六姑妈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死去。
1961年，六姑爷在特大饥荒中饿死，丢下六姑妈和只有几岁的儿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时我六姑妈才34岁，许多人给她做媒都被她坚决的拒绝了，她就带着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我爷爷在日记中对六姑妈有这样的记述：“蘅女过河来，谈及该区队伙食团已经停止吃红苕，每人每顿只供应荞子二两。此子鸠形鹄面，桔瘦如柴，情实可悯。”“蘅女每日抱病劳作，又出夜工，没有休息时间，情实可怜，此子将死于是乡矣，一叹！”
我爷爷是1962年7月逝世的，也是死于饥饿。5月1日那天，他已经不行了，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战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写。”我每次读到爷爷的这段血泪所成的《补抄》，无不为之感伤。
生活上的艰辛已经难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却是政治迫害。六姑妈是1950年结婚到陶家的，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应该以1949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定成分，六姑妈是无论如何也划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有这么怪，他们硬是把六姑妈定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什么训话呀斗争呀苦役呀，一样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六姑妈就冤枉当了几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当然从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视中长大，成了文盲一个，除了种田什么也不会。
我伯父还在我爷爷之前就饿死了，爷爷死后，我父亲和我幺叔一直牢记着爷爷的遗嘱，尽量照顾六姑妈，但是，在漫长的恐怖与饥寒交织的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又能救六姑妈出水火呢，父亲和幺叔也只能尽力而为。2003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刚刚好转后，坚持要到乡下六姑妈家里去度过自己的87岁生日。到六姑妈那里有很长一段山路不能通车，我们是请人将父亲背过去的。父亲和六姑妈一见面，两人都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我们劝了好久才劝住了。那天天气晴朗，我们把酒席摆到屋外的院坝里，大家一起向父亲和六姑妈敬酒，真是喜气洋洋。谁也没有想到，历尽无数苦难后，父亲和六姑妈都是如此高寿。
2005年冬天，父亲去世了，我们在电话上将噩耗告诉六姑妈后，六姑妈当即失声痛哭，要下山渡江来奔丧。那时六姑妈已经很衰弱了，我们害怕她到灵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没让她进城来，结果她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现在想起，还是应该让她来呀。
去年回家过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储兄瑜妹一起，过江登山，去给六姑妈拜年。她看到我们高兴极了，忙着和新明一起去做饭款待我们。新明50出头，满手硬茧，头发花白，还好，他儿子熙忠再没当“地主崽”，从商校毕业后已经在复兴镇工作多年。我们去了一会，他就骑着摩托赶回来了。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对奶奶很孝顺。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姑妈，临别时，她老人家坚持沿着窄窄的田埂走了很远来送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我这些内侄儿好啊。”
本来说定了2006年农历六月初五我们一起去给六姑妈拜寿，那天是她八十大寿，结果到了那天，我却远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给她拜寿的机会。六姑妈永远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传说中的阴曹地府，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和六姑爷，和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他们相聚在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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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朱守中原是上海某师范学校副校长，因反右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宁夏中卫县中学任教。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论，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他们这样做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等等。一打三反中，朱守中被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