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转自网易财经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论坛上表示，国有企业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一个外部性是国有企业占据中国经济的主体地位，严重的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第二个外部性就是导致严重的道德危机。
对于国有企业抑制企业家精神，张维迎分析称，企业家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技术进步其实都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但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当中，大量的本来应该当企业家的人会吸引到去当官，政府官员，或者是做国有企业的官员。也使得大量的国有企业内本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不是按照企业家精神或者不能按照企业家精神在做企业，而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政治。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
他还表示，中国今天严重的道德衰退、道德堕落与国有部门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们有没有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认为这个社会是不是公平、公正。国有企业占这么大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享有的特权民营企业没有，他们能得到的资源民营企业没有。这个时候，要让人们有一个真正公正、公平的观念可能就非常困难。比如说国有企业招工当中，更多的是裙带关系，如果国有企业是建立在裙带关系基础之上，大量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会觉得非常不公平。
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已经不是很难的事，只是下决心的问题。要尽快的限定国有企业的投资边境。现在国有企业可以说无处不投，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没有一个国有企业现在不投资房地产业，没有一个央企不涉及金融行业。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的资金优势，或者特权优势，没有其他民营企业可以跟它竞争，所以很多民营企业一旦国有企业进来他就举手拱让。所以要尽快的废除国有企业享有的大量特权，这些特权有些是法律政策上的，有些是无形的，甚至文化上的。如果不能真正废除这些特权，中国永远不能有平等的竞争环境，民营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信心。
他最后表示，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如果真正降低到GDP的10%以下，中国未来的十年会充满希望，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可以实现，中国人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现场实录：
我发言的题目是“国有企业的外部性”。前天刚在同一个场地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央视《财经论坛》我和六位国企的老总有一场对话，使我感到我们由于国企问题上的很多观念还有待改变。
政府部门和国企的领导人在强调国企的重要性的时候都会用到他们哪些部门创造了多少产值，创造了哪些就业，经济学家谈国企的时候，希望比较国企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效率，哪个生产率更高。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就国企本身而言，有意义，但是告诉我们的很多信息是不对的。
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今天的中国人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这不能证明乾隆的生育能力是我们的17倍，乾隆能有27个孩子，第一是因为他娶的太太多，也就是占的资源多，第二是因为他有生育的自由。所以在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国有企业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里我只强调两方面。第一个外部性是国有企业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在经济中作为一个主体位置，它严重的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我们知道企业家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我们的技术进步其实都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但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当中，大量的本来应该当企业家的人会吸引到去当官，政府官员，或者是做国有企业的官员。也使得大量的国有企业内本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不是按照企业家精神或者不能按照企业家精神在做企业，而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政治，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内部大量的是政治斗争。国有企业也使这个社会更多的变为去寻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时候看到国有企业占据大量的资源，他愿意跟国有企业合谋去寻租。国有企业其实很多部门，如果我们真正废除了垄断，就看出它是无法生存的。
我举一个例子，出版业，中国大量的出版社是靠政府授予他的垄断地位活着，它有书号，很多的出版社是靠书号来维持生存，如果这些书号都废除了，中国人都可以真正宪法第35条规定的出版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之后就办出版社的话，现在大量的国有出版社就会倒闭。但是它现在没倒闭是因为它有特权，它有书号。
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主导地位也使大量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失去信心。我们看到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在移民，为什么他们80年代移民没有现在这么厉害，90年代没这么厉害？因为那时候他们对国家充满希望，只要我有能力，我有企业家精神就可以做企业，创造企业，在过去10年里面，他们觉得这个事越来越难了。厉老师刚才讲的，社会的垂直流动大大的降低了。
国有企业的第二个负的外部性，就是导致严重的道德危机。中国今天严重的道德衰退、道德堕落与国有部门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们有没有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认为这个社会是不是公平、公正，国有企业占这么大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享有的特权民营企业没有，他们能得到的资源民营企业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人们有一个真正公正、公平的观念可能就非常困难。比如说国有企业招工当中，更多的是裙带关系，如果国有企业是建立在裙带关系基础之上，大量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觉得非常不公平，久而久之，他们也可能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仇恨。
我们还看到国有企业有大量的掠夺性行为，而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事，好比山西煤矿的收购，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煤矿是一种强制性的，是按照强盗的逻辑，使很多民营企业觉得非常不公平，很难再使得这些民营企业真正的坚守一个企业家应该坚守的行为规则。我们的银行信贷当中也存在很多类似的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职业经理人，但是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怎么培养出职业经理人来，凡是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人都会证明这一点。
这两个大的负的外部性，对中国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我们未来十年要实行倍增计划，我们不考虑倍增计划，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能不能解决。相信国有企业的比重如果能降低到10%以下，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是很有希望实现的，如果维持国有经济的比重像现在这么高，仍然主导着大量的部门，仍然是垄断着要害行业，仍然享有很多的特权，我觉得未来的倍增计划可能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这么讲？全球来看，中国有两大优势，第一大优势是劳动成本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市场规模优势。这两大优势某种程度上都来自于我们的人口优势，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主要是靠劳动成本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已经很小，并且很快将不复存在。
下面就依赖于我们能不能利用好中国市场规模的优势。我们知道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市场规模是财富增长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着分工，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我们的财富增长才越快。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企业家精神，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靠企业家精神开发的。在丁磊之前，中国没有网络游戏市场，同样，很多行业都是类似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不是自然存在的，比尔盖茨创造了软件产业。
如果不能焕发出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如果我们使我们的企业家精神真正转向发现市场、创造分工、创新技术，仍然使得大量的企业家精神用于寻租，用于跟政府搞关系，或者用于移民，我想我们的市场优势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市场优势的发挥也依赖于企业规模的做大，我们知道企业规模做大需要有职业经理人，一个老板不能办一个大企业，只有一个老板管着多个员工的时候，这个企业才能变大，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缺少职业经理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主导的结果，在过去的30年里面，特别是最近20年，我们知道外企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培养了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现在外企进入的势头在减弱，并且有些企业在撤出中国，未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如何培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使得国有企业真正的退出大批经济领域，我也不相信我们会有真正的职业经理人。
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已经不是很难的事，我觉得只是下决心的问题，20年前、30年前，改革国有企业非常复杂，今天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改，如果我们愿意改事情很简单，就是中央领导下决心的问题。有几点仍然需要强调：
第一点，我们要尽快的限定国有企业的投资边境。现在国有企业可以说无处不投，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利润多，也不上交，他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去投，没有一个国有企业现在不投资房地产业，没有一个央企不涉及金融行业。国有企业在投资这些行业的时候，靠大量的资金优势，或者特权优势，没有其他民营企业可以跟它竞争，所以很多民营企业一旦国有企业进来他就举手拱让，投靠在国有企业的怀抱里面。我们要尽快的废除国有企业享有的大量特权，这些特权有些是法律政策上的，有些是无形的，甚至文化上的。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废除这些特权，中国永远不能有平等的竞争环境，民营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信心。我们要尽快的解决国有企业的股权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是技术问题，国家持有70%、80%尽快降到50%，40%，30%，国家也可以通过拍卖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向国内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拍卖，尽快的解决国有企业产权过分集中，使得公司治理没有办法规范的问题。
相信，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未来十年，像我刚才讲的，国有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真正降低到GDP的10%以下，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十年会充满希望，我们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可以实现，中国人就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