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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党运动:(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关于国内民主党。)

2013年05月23日 综合新闻 ⁄ 共 279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论坛

高的敬意与沉痛的反省
-评一九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筹建事件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秘书处

一九九八年中国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民主党的筹组。六月份,王有才等人在浙江率
先发起成立了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揭开了九八组党运动的序幕。年底,王有才、秦
永敏、徐文立等组党积极分子被中共判处重刑,为九八组党运动划上悲壮句号。九八组
党运动将在中国民运历史上占据一席重要的地位。
组建反对党,是民运人士共同的目标。即便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共极权制度的
极盛时期,中国各地也不断有人在组建地下反对党,很多人为此而献出了生命。六四屠
杀之后,国内的组党活动也一直在秘密进行。一九九二年在被镇压的“中国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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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组党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的方式,试图按照中
共的法律完成登记注册的手续;二是在十多个省市先后出现了筹备组织,范围明显扩
大;三是在海外出现了各种国内组党人士的发言人、代理人、后援组织;四是这次组党
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给人们带来很高的期望。“公开”与“合法”是这
场组党运动最重要的特征,而其他的三点不同均是从这一点引发来的。
首先,我们对参加这场组党运动的民运人士怀有崇高的敬意,他们的英勇行动,给中共
独裁者以巨大冲击,给国内外民运人士以极大的鼓舞。中国的民运,需要一代又一代的
人前赴后继,披荆斩棘,开辟新路,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先驱者的奉献将为子孙后代
带来收益。
中共镇压组党运动,更加暴露了其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欺骗国际社会的一贯做法。最
近,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中共镇压组党人士,甚至有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计划在今年的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再次提出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谴责案。对于被判处重刑的民运人士,
我们表示坚定的声援,并积极地展开营救活动。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起,以本会主席魏
京生率先开始,联席会议在各地的成员一直在展开接力绝食抗议活动。联席会议将以九
二年和去年被捕的组党事件作为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游说的主要例证。
其次,我们想借此机会,深刻反省去年的组党活动,为以后的反对派运动提出一些参考
意见。在组党运动转入地下之时,我们必须聚集力量,为下一次的动作运筹谋划。
我们认为,组党应该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包括:言论开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有强大的民
间力量为后盾;统治者与反对派之间出现一个有影响力的调解集团,可以沟通双方的意
见,避免恶性的冲突。
从台湾反对党的历史也可以得出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国』杂志
创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该刊对组建反对党展开过热烈讨论。一九六零年,雷震组建
“中国民主党”。不久,雷震被判刑十年,组党运动夭折。直到二十五年后,民进党才
得以正式成立。在这期间,台湾的党外民运逐渐强大,异议人士通过创办各种杂志打破
了报禁。当民进党成立时,蒋经国也曾经考虑予以镇压。但民间的力量已经难以压抑,
而陶百川、李鸿熹等社会名流也从中斡旋沟通 ,民进党终得以冲突党禁。
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新闻自由,民众无法获得关于反对党的一般知识。这一点甚至
还不如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言论来得开放。所以,中国民运人士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集
中人力与财力,创办灵活多变的异议杂志,继续一九七九年民刊运动的努力方向,力争
首先在实际上突破报禁。民运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先破报禁,再破党禁。
我们建议,为了保存民运的力量,国内还在坚持地下活动的民运人士最好能遵循“公开
的政治活动非组织化”、“公开的组织活动非政治化”的原则,力求赢得更多的人参与
活动,扩大民运活动的领域,为日后公开地组建反对党创造前提条件。在现阶段,民运
发展的内容比形式更重要。这要求民运人士将自己的活动与民众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
九八组党运动最大的教训在于:海外某些人士的不恰当的言行,为国内组党人士带来严
重的不利后果。我们沉痛地看到,组党人士被判刑的主要“罪证”之一是与海外民运组
织或人士联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里,人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激进和温和的民运主
张,甚至包括武装暴动、抢劫绑架之类。但是,公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和组织,绝不可
以再公开声称是国内民运组织或个人的发言人、代理人、海外分部,更不可公开表明给
国内人士提供了各种物质上的援助。海外还有人在国内组党人士刚刚被捕时,就迫不及
待地撰文说明自己与被捕人联系的经过,无论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成为中共审判被捕民
运人士提供证据。更有甚者,有人将国内民运用以服务于在海外民运中的内部争斗,一
时间出现相互对立的双胞胎乃至多胞胎的“发言人”、“代理人”和“海外支部”,这
些个还为真伪问题而争吵不已。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国内的人不怕坐牢,也愿意与海外人士公开联系。这种辩解我们
难以苟同。我们从事民运的人,必须具有高度责任感。对于我们一切行动的后果,要有
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准备。坐牢,毕竟是人生的一种极大的牺牲,是合法斗争的失败,也
会对民运造成负面影响。被关押的政治犯丧失了活动的自由,而判刑的威慑力量可能会
吓退参加或准备参加民运的普通民众。国外人士绝不应该因为国内同仁的自我牺牲精
神,就放弃自己保护国内朋友的义务和责任心。
如果海外人士出于真诚的理念支持国内民运,以足踏实地和默默奉献的精神,给予国内
民运以切实的促进,我们深表钦佩。如果海外人士的言行给国内人士带来危险,就是一
种失误或罪过,就应该受到自己良知的谴责和人们的批评。我们反对任何在海外的民运
组织和个人公开地宣称是国内任何一个反对党的“海外分部”或“海外代理”。
最后,我们想引用刚刚出国备受尊重的组党代表人士姚振宪先生的两段话来与国外的人
士共勉:“海外团体现在存在矛盾,国内同志不是很清楚内情,所以大多数不愿被利用
介入其中,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贵州的同志就曾经发过一项声明,说不需要海
外的人当他们的发言人。……还有一点海外民运团体必须明白,这次中国民主党被判重
刑的三位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接收境外组织的资助。其
实有一些在这次组党工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监视居住”。
共产党一贯认为向人民指出那些反对它的声音是有着境外敌对势力背景的,这样便可以
把自己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说成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这种情况,共产党的报纸
便会进行报道。所以,国内民运坚持它的独立性和人民性,在政治上显得多么重要。”
“海外在支援国内民运时,要充分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後果,既要为国内民运人士
及组织的安全着想,也要考量中国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无私的,并且
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或许就能做得稳妥些。前些日子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同志一度发生
分歧,外电报道後造成不良影响,据知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海外民运团体的矛盾的介入,
而且他们还各自找了在海外的发言人,这样我们党组织就很难进行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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