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波转自第一文库网
文革时期的大跃进造假酿成千古奇冤
大跃进造假事件酿成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历史学家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宣扬，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纹革”之类的荒谬大跃进造假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解了大跃进造假“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也就有了后来的大跃进造假事件。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持，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社好，“便于领导”，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来”。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大跃进造假还是比较坑人的。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入社需要上缴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坏大潮，
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农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大跃进造假，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共产党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突。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于是各地出现了大跃进造假事件，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不光大跃进造假事件没停止其他的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明君，一个个感激涕零。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造假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 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邓子恢说合作社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由此看来大跃进造假已经拉开了序幕，而且大跃进造假可不止是炼钢那么简单的，因为大跃进造假的事件影响较深，好多人都牺牲了，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刘少奇同志。由此大跃进造假真的很害人，后果真的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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