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东转自维权网
天津下辛庄村选举血案正在审理中。
血案中的三名死者——村长黄双来，他的弟弟黄恩兵、姑父徐世忠，是本来的施暴者。2012年村长换届选举期间，村民王复春竞选村长，并和近600名村民联名，向上级举报黄双来腐败，而下辛庄村全部人口也仅1000多。于是，黄双来和他的亲戚，纠集了一批人，对王复春和他的家人，进行暴力打压。王家人报案，没有结果。终于，在黄和他的人第三次夜晚闯入王家的时候，遭到了王家人和其他村民的反抗。冲突结果，施暴者成了死难者，黄和他的两个亲戚，重伤不治身亡。在网上，有人把这个事件，称为“农民抗暴，处决恶霸村官黄双来”。
而天津公诉机关对案件的定性，是被告王复春等人“聚众斗殴”。如同当下中国的许多事件，官方和民间的看法截然相反。
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放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状况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个事件，会有更深层的认识。
要知道，发生选举血案的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下辛庄村，在官方宣传中，竟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先争优”模范村。在人民网天津视窗2011年8月18日对该村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
（村党支部）“狠抓民主建设，构建村务管理新格局。村党支部注重发扬民主，在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上，及时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会议，请党员群众提意见、出主意，真正做到了群策群力。健全完善了村干部学习、廉政、财务、奖惩等规章制度，使村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土地二次流转、农业大棚的承包以及示范小城镇建设等问题上，均严格按照‘六步决策法’执行，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近年来，村民对两委班子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升，无一人因为纠纷而上访，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
而现实却是，村民对村委会财务混乱、集体土地等资源被私吞，等等问题，一直意见极大，他们要求村务公开、核对集体账务，近600名村民联名举报村长黄双来、村党支部书记王立达等村干部。在举报信中，村民们“强烈要求改组村委会，反对独裁专制，实行村务公开”。
在官方的宣传中，下辛庄村“村民互帮、妯娌团结、邻里和睦已成为时尚，全村讲卫生、讲文明、讲礼仪已蔚然成风。”
而选举血案中的两方，死者黄双来的舅舅曹德金，也是被告王复春的姑父。王复春曾当面质问黄双来：黄的舅舅曹德金承包村里的土地种树，为什么每亩地租金只有区区10块钱？随后，王复春被曹德金等人暴打。
可以看出，官方宣传中的农村基层民主状况，与现实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而下辛庄村的选举血案，撕破了官方虚构出来的美丽画卷。
倒退的农村基层民主
下辛庄的选举血案，是在普遍背景下的一个特殊案例。
案件反映出来的农村土地问题、村务专制、财务混乱、干部腐败，在当前中国农村是有普遍性的。这些矛盾最后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选举。村民要通过选举，获得村务的管理权，清查历史债务；而现任村干部，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就要控制选举，压制村民的诉求，维护已经获得的权力和利益，保证自己的安全。选举是一个解决矛盾和诉求的出口，也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所在。在广东的“乌坎事件”中，村民也是由土地维权而要求民主选举，事态的演化遵循同样的逻辑和路径，就是经济问题最终要通过政治渠道来解决。
下辛庄村选举血案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结果超出了一般情况。在当前中国农村的政治背景下，一般情况是农民的民主诉求被有效的压制，农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进行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上访。在广东乌坎事件中，村民的维权行动获得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迫使更高层政府介入，民主选举才得以进行，这是一个特例。而天津下辛庄的维权村民没有得到强大的外部支持，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又求告无门，而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选举冲突转化成流血事件，结果施暴者付出了生命代价。天津下辛庄选举血案和广东乌坎事件，虽然都是特殊案例，但它们发生的背景是共同的、普遍的。
这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农村基层民主的倒退。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广西农民自发成立了第一个村委会。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到今天，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曾经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很多人抱以期望，以为可以由此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在经过了一番喧嚣之后，今天我们发现，农村基层民主徒留形式，实际的民主状况已经倒退。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只是在农村政治生活中，增加了选举这道程序，而与之相配套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没有真正实现。在下辛庄村，村民们在对村长黄双来的举报信中说，“无论村里任何大小事情，不管是不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情，从未向村民公示，更没有与村民商议，其行为严重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遇有重大事情从未招投标，也没召集村民代表及村民开会，在其当政的这一段期间，完全是自己做主、独断专行、严重违法违纪。”
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充满了各种乱象，贿选盛行。在下辛庄村，村民们反映，黄双来能够当选村长，是因为他给了每个投他票的人100块钱。而在有些地方，当选村长的贿金甚至达到上百万元。
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任，为什么变得如此炙手可热？这是因为农村城镇化中的土地流转，使村长这个位置具有了巨大的含金量。
农村城镇化中村委会的角色
在法律上，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并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但在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代表，夹在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地方政府要求它作为圈地的有力执行者，而农民希望它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政府圈地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时，村委会就成为两者之间激烈冲突的地带。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极力操控村委会的选举，要使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当选。如果说圈地还是地方政府的集体意志，那么在圈地过程中，官员私人也要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要选择那些能够向他们输送利益的人，为自己开辟寻租渠道。
在天津下辛庄村，黄双来显然是一个符合地方政府和官员需要的对象。黄是商人，他1980年18岁时离开下辛庄，在外面干过多种生意，贩鱼、开饭店、开锅炉厂，在天津和江苏做房地产生意，他在江苏沭阳县的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有6000万，还经营一家窗业公司。在成为村长前，黄就已经是一个富翁，还当上了天津北辰区和江苏省宿迁市两地的政协委员。从他的背景中不难想象，他十分善于同官员打交道。
2006年，黄双来回下辛庄定居，没有宅基地，就在村西南一处鱼塘里填土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挨着别墅的十几亩土地也被黄双来包下，出价5万元一亩，当时的土地承包价是每亩每年500元。时值下辛庄村委会换届选举，黄参加了竞选。村民讲，“镇里组织选了3次，黄双来还是没选上”。可见，黄早已是地方政府属意的人选。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不仅资本攀附权力，权力也会主动笼络资本，两者天然结盟。到2009年选举时，黄终于成为村长。村民说，每个投他票的人都得了100块钱。在这次选举中，黄双来仅以几票之差胜过王复春。
黄双来当村长后，下辛庄开始土地流转。2007年，下辛庄所在的双街镇被选为天津市第2批示范小城镇建设试点。镇政府规划下辛庄所在的北运河以西地区，建设3万亩设施农业区，建大棚生产花卉、果蔬。
下辛庄有3000多亩农地，都是上好的耕地，每亩地能产1000斤粮食。土地流转出去后，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再种粮，每年得到的是每亩600元的流转费收入。
流转出去的土地，一部分建起了大棚，据说效益并不好，就又卖了出去。大部分土地种了树，还有的土地撂了荒。这些土地就成为村委会竞选中的焦点议题。村里出现过大字报，要求村委会说清楚那些种了树的土地承包给了谁，承包价是多少。而村长竞选人王复春，被村里人认为是这些大字报的制造者，他也曾当面质问过黄双来。因此，他也就成了黄要打击的重点。
这样，土地流转中的利益纠纷，使村委会选举具有了浓烈的火药味，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
显然，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代表，既是地方政府圈地的执行者，它自身也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和机会。近年来，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村长腐败高发。即使民选出来的村长，置身于官民冲突的压力和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最后也往往会走到农民利益的对立面。如果他要坚持维护农民利益，那么他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遭到人身和生命威胁，不要说开展工作了，就是人身安全都会失去保障。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他无法兑现竞选时对村民的承诺，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也会对他失望。当年，湖北枝江的农民维权代表吕邦列，当选村长后不到一年，就在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下辞职。
因为说到底，虽然名义上叫村民自治，但主导权仍然在地方政府手里。即使在程序上进行了村委会选举，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基层农村在根本上没有民主自治。
农村自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
一个村庄虽小，也不简单。在一些村庄，会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各种势力的交错。而在大多数时候，农民如同散沙。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本身是一种好的制度，但现在，恰恰是地方政府自身，在破坏这种制度。
在农村基层民主自治中，政府本来应该扮演的是引导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充当了操控者和干预者。因为它要与民争利，就要把村民自治组织搞成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地方政府的这种作为，直接激化了基层社会矛盾，并制造出恶势力。农村恶霸本身并不可怕，严重的是恶霸背后有官方撑腰，官霸结合。
下辛庄选举血案的发生，地方政府负有极大的责任。当村民们向上级举报村长黄双来后，官方不仅没有及时地回应和处理，而且，黄某获知了内部消息，促使他对举报者打击报复。黄某纠集一批人，持续恐吓、殴打王复春及其家人，在这个过程中王家人多次报案，警方都没有及时干预和处理。在案发当晚，对王家人的报案，当地警方也没有及时出警，制止事态的发展。在矛盾从发生到激化的过程中，只要官方在任何一个环节能够公正处理，都可以避免血案的发生。可以说，正是官方的不公正，造成了血案的发生。
围绕着村委会的选举，地方政府要培植为它圈地的执行人，官员要扶持能够向其输送利益的合作者，并与他们扶植的腐败恶势力结成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保护恶势力也就成了保护他们自己。官方的作为破坏了基层民主自治，制造和激化了基层社会矛盾。所以，从根本上来看，天津下辛庄村的选举血案，是官方造成的。
发端于1980年代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是农民尝试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探索。政府一度顺应农民的要求，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社会也曾抱以极大的期望。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基层民主的道路已经被官方堵死。
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行，不仅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也可以使政府获得民意支持。官方扼杀了基层民主，也堵塞了社会平稳过渡的道路，不断蓄积的基层矛盾，终将把球踢给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