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英转自新浪博客
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军队有着强烈的农民烙印。常说解放军的大陆军意识浓重。陆军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农民。因此解放军还算一支农民军。农民军怎么能不关注农民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解放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很少有人把中国军队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看。其实这二者密不可分。你看，解放军最大的兵源来自农民。他们的素质基本是农民的素质。他们的观念也是农民的观念。部队中乡土观念很重，还有山头主义，无一不是从农民习性上派生出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它成军至今，快八十年了，基本没打过败仗。纵观中国历史，解放军能够媲美秦军、汉军、唐军，早期清军，比宋军强，比明军强，比晚期清军更强。我们面对的敌人总是比我们装备好，无论是蒋军、美军、印军，但为什么解放军战无不胜？这个原因恐怕还要从农民身上寻找。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艰辛劳作，劳动强度极大。天灾频仍。环境恶劣。农民与天争食，特别能忍饥耐劳。这样的人一旦从军，能迅速形成战斗力。锄把子和枪把子是联通的。他们也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许不懂高深的技术，但最能吃苦。作风顽强。农民根植于大地。解放军在地面上不让任何一支劲旅。到天空和海洋上也许是另一回事。朝鲜战争中，解放军进攻时除了吹冲锋号，还敲锣。美军士兵最怕听见那刺耳的锣声。每忆此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农村里庙会跳大戏的。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荣誉，本质上讲是应当属于中国农民的。
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世世代代的劳作形式是农耕，终生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脚下这块土地。他们缺乏游牧民族那种广阔的视野，更缺乏渔牧民族也就是海洋民族那种开拓的勇气和精神。中国军队历史上很少有远征，哪怕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很少，便是此理。唐朝军队也许是个例外。唐朝实则是鲜卑人的王朝。只是有人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鲜卑是马背民族。初期清军一往无前，马背上得天下。后来它向农耕文明投降了。晚期清军不堪一击。它是在马背下失去天下的。
一、用观念战胜观念
“三农”肇始于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来有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熟能详：“盲流”。其实，“盲流” 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
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农民问题。 我在同一位中央首长谈话时曾提到过“农民危机”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比它更准确。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特别重视农民。他的法宝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革命成功了，革命万岁。农村依旧贫瘠。贫瘠的农村今天会不会再起革命，这个命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的革命性决不能低估。湖北的红安县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全是农民。两位国家主席也是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山，事例如海。李昌平就是咱们湖北人，他的书《我对总理说真话》是一个制高点，《中国农民调查》是另一个制高点。这些书我都看过，但感到不满足。他们疾呼有余，深思不足。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冷静。农民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找原因。
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是中坚力量。后来一度纺织工业大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他们寻找原因，发现问题出在羊毛上。羊毛供不应求。羊毛少是因为羊少了；羊少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是因为授粉的蜜蜂少了；蜜蜂少了是因为破坏蜜蜂的老鼠多了；老鼠多了是因为猫少了。所以，英国人从养猫开始，将此作为恢复纺织业的发端。猫多了，老鼠少了；鼠少，蜂多；蜂多，草多；草多，羊多；羊多，羊毛多。纺织业重新振兴。这一历史事实应当对我们有启迪。
中国农民的“猫”是什么？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什么观念？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此观念存在已数千年矣！观念造成歧视，歧视造成不公，不公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对抗造成暴乱。
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种地的怎么啦？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罪犯都不如？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的话，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一仍是吊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所以文革结束后，它首先受到纠正。
美国有种族歧视，中国有阶层歧视。城市越大这种歧视越严重。有个农村人来北京探望亲戚，刚出北京站，一股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大喷嚏，鼻涕喷溅在地上，顿时从斜刺里冲出来五六个“小脚侦缉队”，人虽老，声音洪亮，说他随地吐痰，要罚款五元。 农民嘟囔一句：“北京人怎么这样？”老太太厉声道：“那谁叫你来的？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农民内急，找厕所，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还得买票。卖票处距厕所有几百米。农民心想：果然是首都，厕所都像个衙门。乘公共汽车，虽说是无人售票，可一个形象很泼辣的女孩把在门口，用一根竹竿啪啪地敲打，喊着：“投币！投币！”到亲戚单位，门卫就像警察似的，审犯人一样地审问他：哪儿来的？有介绍信吗？和要找的人是什么关系？农民气极，返身就走，发誓永不进京。
都说美国妖魔化中国，我看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最严重：后人妖魔化前人，大城市人妖魔化小城市人，群众妖魔化领导，当然有时领导也妖魔化群众，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妖魔化工人，然后这些人一起加起来妖魔化农民。可悲的是，农民一旦变成非农民，也立即翻脸，加入妖魔化农民的行列。
这种歧视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根源还得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我认真思考过，中国文化中有两个东西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统治者都极其重视人口数量的多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古代战争都是打规模，驱民作战。打规模就是打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打农民。毛泽东说：“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活。”就是这种规模思想的体现。于是，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现在所以可以被称为无可争议的“大国”，最过得硬的指标就是人口世界第一。历代统治者从来把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视为实力，而不视为“人”。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有哪一条是为农民说话的？统治者利用农民来改朝换代。一个时期被战乱消耗掉的人口，在和平时期里总是被加倍地生产出来，一直达到另一个饱和点，便又发生新战争；人口再减，再制造。绵绵不绝的人口为统治者的私欲提供支援。朝代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面孔。农民被驱来赶去都是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二，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都是反智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不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愚民首先是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一代地异化。聪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民的葬礼，农民在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大学读书，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却是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他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害之酷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包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五十年代我们的作法还不如历史上某些统治者。专制王朝有时还会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我们简直不让农民喘口气。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被强迫着立即加入互助组，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农民深恨公社。因为这是变相地不花分文地把农民手中的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并以“剪刀差”形式巧妙地占有农民全部的剩余价值。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 1995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从1122.09亿元，上升到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于农业的支出，从150.66亿元，上升到567.22亿元，增长了3.8倍。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 1132.26亿元上升到6242.20亿元，增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65亿上升到362.05亿元，增长11.4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在衰减。农民彻底沦为无产者，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首先拿人民公社开刀。再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灾害”、“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被重创，伤亡之惨重，我的著述中多次提及。即便如此，农民还是忍耐下来。有一次，向越南运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一群饥饿的农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农民看到粮食上有“援越”字样，立即大喊：这米吃不得，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农民立即住手，连吃进嘴里的米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缝好。多好的农民呵！当年为马寅初平反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有关马寅初的案卷，感慨万千，含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不能再迫害知识分子了。”我觉得这话用到中国农民身上也合适。
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死死摁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只要祖上是农民，就有可能世世代代沿袭下去。鲤鱼有“龙门”，农民有“农门”。要想跳跃“农门”成为城镇户，农民们像刘邦一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愿出去。一道户口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多数农民在这道沟前倒下。少数人过来了，旋即加入挖沟的大军。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宫希魁有篇文章《用大视野审视农民问题》里，有句话很深刻：“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没有‘工作’。”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单位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则不需要。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选用临时工的规定》明确提出：“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的耻辱和标记。
毛泽东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初期，他可以无需带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拿着一封私人的信函就到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我们歧视农民的观念无处不在。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纳税群体，可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纳税人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试问，这公平么？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歧视农民的观念。用观念战胜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题，我们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从剖析和改变中国文化入手。光治表不治里是没有用的。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毛主席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今天，改革的思路即将用尽。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恩惠即将用尽。时代在发展。昨天不代表明天。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较过去而言富裕了许多。在那段时间，家已经与集体、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荆江分洪区，1998年大洪水时，农民自发地保卫家园，决不后退。没有人来号召和鼓动他们，全是自发。村干部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今天，改革深化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我们必须与时代同步。
二、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真正的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解决农民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她的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同时发动，两场战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以有先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农民参政”问题。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观点颇类似一些经济学家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为：不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是不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进行的， 我指的是推动者。 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处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待明确。从政治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支部就属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举积极性。现在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冷漠变成冷酷。 再加上有些地方， 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饭。”我说：“种地还吃不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呀。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农村政治制度的疏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河南一个县出差，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国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办。”“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在最基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过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的四川。有一个女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大吃大喝？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的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肯定存在这种倾向。跟印度等其它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农民对发展的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视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些，这是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儿。正是在腐败分子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会那样？有次吃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看见一个本家的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送鸡去！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鸡。现在好啊，村干部不抢不抓，你得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
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就与人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富余的劳动力，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 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 四川打工仔和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民，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些人生来一条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人一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就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由于土地、水源、山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表现形式上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也很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作敏的坐骑是奔驰 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三阶段，也就是今天，农村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 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 这就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他们为数虽少，却无不一呼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定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子存在。当时称他们是“黑手”。错了，他们不是“黑手”。这些人应当称作“红手” 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他们一般不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老家安徽宿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来在选举中，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样做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情的投入。
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
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至少有三点：一、大砍衙门，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农民也会产生政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别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来看。二、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一切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平。农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的所有的事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就受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圈子直径范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十。社会学家称为“小盆地婚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少？基本没改变。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大家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平，但最被漠视、命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此话应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在本质还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一词中就含有城市的意思 ──CITYZEN。民主的前提也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织，没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国工人有工会，它是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组织， 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 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 1947年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 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策，因而遭到批判。1949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了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
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蜂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农民问题依然严重。
三、让农业真正走向市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我国的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割断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然流通。表现在政治上是确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身份制度，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在经济上，从农村汲取过多。把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劳作主体，却不是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肯定长期以来是经济的主体。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由于农民阶层处于分散状态，由于千年以来的歧视农民的观念作祟，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农民长期以来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无法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和操纵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农民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呢？有三个原因：①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民在无利或微利时，应当可以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但目前农民不能自主，说明农民尚不能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在服从一种意志经济。②农民只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产后），只有“产中”的权利，产前和产后有利可图，却被权力部门垄断。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因为供应渠道单一。价格与市场脱节。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收购渠道依旧单一。不卖就只能烂在仓里。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讲的是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以此来形容目下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很贴切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那样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在城里转化为条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城市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补贴，这些补贴却没有一点农民的份儿。农民在财产上的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显著的特点。政府追求稳定，把大量精力放在城市，仿佛城市不稳定就是国家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总不如城市不稳定来得凶猛。只要不酿成全县、几个县、几个地区的大规模事件，就不必挂心。
今天，农民问题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可农业仍然被桎梏在计划经济的紧箍咒里。农业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再说明白一点，农业还不能算一个独立的产业，还没有独立自主地进入市场。八亿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村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民就始终是土地的奴隶。只要农民是土地的奴隶，中国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宪政，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只要农业产品一天被市场边缘化，农民就始终是社会边缘人。
农村改革触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难度空前，但没有退路。好在中央十分重视，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上头重视了，你们下面千万别忽视。我不想开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药方，但我有自己的思考。总起来说，就是：要有大思路 ──彻底解放农民； 要有大前提──给农民以公民待遇；要有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要有新举措──社会反哺农业、反哺农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不看重农民，要吃大亏。
中央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正被列入各项议事日程。中央决定在五年内减免所有农业税，令人鼓舞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农村的胜利不是最后的胜利。”但没有农村的胜利，就没有其它的胜利。
我注意到，个体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媒体称其为“新农业革命”，即在农村实现“零税赋”。这与中央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零税赋”只是可喜的第一步，后几步要紧跟上。光免税赋远远不够。其实，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相当高，甚至与农业税总体持平，再征收的话根本不合算。与其把 “零税赋”看成是经济行为，我看说它是政治行为也不为过。仅举一例，收税过程已使农村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许多农民印象中，乡镇干部要么不上门，一上门就是收税的。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刻认清局势。真正在思想和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举例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解决了“主人”问题，现在则要解决“主体”问题。
什么是“主人”问题？即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庄稼？为什么“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怪谁”？国营工厂工人为什么不热爱机器？大庆油田盈利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高兴？大庆油田亏损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伤心？过去，生产队里死一头牛，社员欢天喜地等待分肉。现在农民家里死一头牛，全家都会掉眼泪，会伤心地一天吃不下饭。是主人就是主人，不是主人装不出主人。是主人就会爱惜自家的财产。是主人决不会盗窃自己的财产。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主人”问题已然解决。
“主体”问题是新问题。农民虽然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但不是自己产品的主人。农业远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土地、劳动力、资本应当自由流通，当然这种流通是以产业的自主和自由为先决条件的。我只能提出这个命题，而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多多，比如如何打破现行农村治理体制对农业中间环节的把持；如何打破现有的户口制度，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从而导致农民直接走向市场，等等。这些都等待农业专家来诠释。
第二，信息功能。农村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而这一点现在做得奇差。客观原因是，农村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少文化，素质低。主观原因是，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村委会，囿于自身利益，很难做到下情上达。一个乡镇干部就对我说，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叫成绩金字塔，一座叫问题金字塔。前一个金字塔是倒着的，从村、乡、区、县、市、省、中央七级，凡是成绩，比如粮食产量啦，扫除文盲数目啦，节育人口数字啦，每上报一级，都要夸大虚报，以显示成绩。越往上越粗。“层层加水，水到渠成。”“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这个弊病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为了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一个连，说消灭了一个营。不想传到现在，遗害无穷。而后一座问题金字塔，则是顺立的，因为问题被一层层缩小。一路缩小上去，最后缩到中央一级，问题只剩下小尖尖了。这个比喻真妙。
相反，决策部门的声音也被层层阻隔，农民们听不见或听不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上面知情，下面不知情。信息对有权者透明，对无权者不透明。最终没有权力获得信息的当然是农民。
第三，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村的出路不在农业。我们要摆脱重农意识，逐步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关键是如何盘活潜在的资源。
解决农民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是，再过几年，中国农业将与世贸的农业政策接轨，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如强行接轨，很可能使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
这倒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个世界性的农民问题。去年九月，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在会场外自杀身亡。接着是场外涌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他们高举着“WTO杀死农民”的标语牌冲击会场。韩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韩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还享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农民尚且不能忍受WTO农业政策的冲击，那么中国农民能忍受吗？李京海留下的遗言是：“既然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我的韩国朋友说，这是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力。但愿中国农民不要只有这种权力。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实则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农业政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放弃农业。在这一点上，美国最为典型。美国的棉花成本是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府每年都对棉花产业进行高达三十亿美元的贴补，使美国的棉花得以廉价倾销。哪个国家能与争锋？
在今天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粮食进口国却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产品本来就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与 WTO农业政策接轨后，却挡不住发达国家对我的粮食出口。农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我心里酝酿着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终极方案，还很不成熟，现在应当马上做的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原因：①农民参与国家竞争的需要；②中国农业GDP只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这种结构面临崩溃；③对农民收费成本过高已背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④ 按国际惯例，中国应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最后，还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人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长久卸不掉的包袱。我有一个感觉：人口在与土地作战。出路何在？答案恐怕还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寻找。打个比方，中国缺水，但以色列更缺水，几乎无水，为什么以色列的农业位于世界前列？因为科技突飞猛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的不是水，缺的是科学。中国农业只有依靠科技才能突破。我来自西部，西部贫穷的农村最缺乏的首先是观念，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政策，最后才是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