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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洗脑观察—武汉大学腐败案调查:象牙塔变成蛀虫塔

2012年10月21日 综合新闻 ⁄ 共 559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李星转自新浪

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导致这两位正厅级“校官”落马的原因,是他们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

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的新闻。

这只是新近披露的高校基建腐败的部分案例。 1999年中国高校全面扩招后,昔日的象牙塔渐渐变成了“蛀虫塔”。有专家分析,大学的超常规发展、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以及监管的空白,都是高校基建腐败的重要特征。

武大腐败案案发后,国家教育部召开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称:为期19个月的教育系统工程建设专项治理工作,已从今年9月开始。

武大的艰难时刻

武大并校后的几年里,基建规模不断扩大。至2006年,该校共计完成102项基建工程的论证、设计和82项基建工程的施工任务,合计投资超过9.8亿元。

而这所高校的基建问题也频频曝出——时任武大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人员贿赂20多万元;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兼任“武大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收受贿赂60多万元;主管武大校园网三期工程建设的后勤集团干部成某,以及计算机学院一名博导,因为在该工程中收受贿赂同时落马。

这一次则轮到了学校的三、四号人物——陈昭方和龙小乐

本刊记者/ 刘炎迅  (发自武汉)

珞珈山16号——武汉大学,正经历着116年来的又一次艰难时刻。

这所中国最庞大之一高校的“三、四号人物”——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先后在2009年9月13日和9月26日离开校园。

那些刚入学的年轻人,无缘在开学典礼的校领导集体亮相中见到他们。

校方承认,陈、龙因涉嫌受贿罪,被湖北省检察院正式批捕。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在中国,正厅级干部出事,一般都会先被“双规”,而此次连这个环节都省了。一些老师感叹,“看来是证据确凿”。

在这所教育部直管的高校里,陈、龙都曾分管过后勤和基建。而在近段时日,陷于基建腐败的高校官员屡被曝光,一些观察家感叹:基建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最危险的棋局。

陈、龙其人

陈昭方被逮捕的次日,武大经济管理学院召开全体老师会议,公布了陈、龙二人被免职的消息。事后,有媒体援引一位匿名教授的话说,会场上“传出一阵掌声”。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多位该院教授获悉,当时的会场静悄悄的,一些人的神情甚至有些木然。

这个被外界视为中国高校“罕有”的高官落马窝案,在这些教职工看来并不惊讶。因为早在2003年,湖北检方接到两人受贿举报便已备案,但苦于没有证据,案件没有取得进展。而在今年6月,有一些消息灵通的老师得知,两人就被“圈定”——当时相关部门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学校先是查后勤方面,随后焦点逐步归于陈、龙二人。

1950年,陈昭方出生在湖北京山县宋河镇陈家庵,排行老二。日后,当他位居正厅级的武大常务副校长,被定为“京山名人”,载入该县县志。媒体也称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努力奋斗的样板”。

由于陈是贫下中农,成绩尚好,21岁时被选拔去上大学。他成为高考制度废除后,宋河区(现宋河镇)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到武汉大学襄樊分校政治经济系读书。而此时,腐败案的另一个涉嫌者龙小乐,刚刚开始了湖北汽车运输管理局的工作。

1974年8月,陈大学毕业后,被留在省城武汉大学本部任教。此后20年里,他深耕于经济系,并于1982年评为讲师。此时的龙小乐,已经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系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

两年后,陈担任武大经济系党总支书记;龙也开始担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

对陈而言,1994年是重要之年。他考入了武大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被当时的国家教委任命为武大总会计师,开始享受副校长级待遇,主持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龙小乐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

3年后,陈获得博士后学位,成为博士生导师。这时,除了总会计师外,他又多了一个头衔——武大副校长。此时,龙也已经升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党委副书记。

这时的武大,还是日后被外界俗称的“老武大”,尚未与其他大学合并。学校后勤也尚未社会化改革,基建项目的管理归于基建处。时任校长的侯杰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学校教职工与扩招并校后的“新武大”相比少了很多,事务也没有那么庞杂,校内的基建项目必须经过教育部认可后才能兴建。

《中国新闻周刊》从武大招投标管理中心采访获悉,这个负责全校项目工程物资采购招投标的机构2004年方成立。此前,基建项目的招投标是分散在各个院校和机关。那时候武大搞工程基建,“还是较为规范,没有出现问题” 。用一些老师的话说,当时属于权力分散,跟日后全校财务基建交给一个副校长管理的状态很不一样。

当时,陈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学校财务,在很多日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些教职工看来,还算井井有条。而龙小乐,在另一个独立的校园里,主持着全校的党务工作。他当年的几位同事都说,龙为人低调,善于处理矛盾,是个党务工作的好手。

并校之后

2000年8月,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此时,龙和陈都是副校长,而陈还当选为武大党委常委。

合并后的新武大当时有8个副校长,其中6个都是学者型的,各自分管相应的学院。 “⋯⋯陈绍方因为是本身是经济专业,他是专职的党政干部,就管钱了;后勤部分就请龙小乐来管,请他管的时候,我思想斗争很久,因为不是他的专长。”侯杰昌说。

这个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并过来的新任副校长表示,后勤也不是他的专长,也没有搞过。“但侯校长你尽管安排,我努力做好这个事情”。

合并后,武大规模迅速膨胀,而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也拉开了大幕。

2000年下半年开始,“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成立,这被定义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后勤服务实体”。通俗而言,就是一个大公司。

武汉大学是中国“招标投标”理论的首倡地。此时,他们将它运用于后勤管理,改后勤服务行政拨款为有偿收费,学校对后勤服务项目以招标方式向社会选择承接单位,双方以订立服务合同的形式运行。

不过,在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凡涉及到教学、科研及师生员工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的购置及大修等,仍由学校投入。

但这时候学校的投入已经今非昔比,各个高校都开始尝试引进校外投资方来参与校舍建设。在湖北省,当时有三种学生公寓建设模式:一是合作建设,集中开发。二是社会企业承建,校企共同管理。三是政府划拨土地,按后勤社会化的要求建设和管理。而武大选择了“社会企业承建”这条路。

与此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在校外建设学生公寓等后勤服务设施,其所需征用的土地比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优先优惠。学生公寓建设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水电增容费、人防易地建设费等有关费用,等等。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一些社会企业参与到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之中。湖北全省参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企业有20多家,涉及合作项目20多个,协议投资35亿元。

而巴能军的公司正是其中之一。

这个生于1964年的企业家拿到了武大弘博公寓项目。弘博公寓——这座能容纳近4000人的学生宿舍,成为巴的第一桶金。短短几年后,巴能军已经成为弘博集团的董事长,资产数亿,旗下实业颇多。

武大经管学院世界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导师严鹏飞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巴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本科生,1999年考取他的博士生。当时,陈昭方正是该学院党委书记。巴能军善交际,读博士期间,经常请老师和领导吃饭。日后,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作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资源是很重要的,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网络。”而这位老板毕业时的博士论文与教育产业尤其民办教育的发展有关系。

当时的巴能军还没有日后那么多身家,于是他向上市公司——武汉道博融资。而当时身为武大分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的陈昭方也及时出手相助,据媒体公开报道“(陈)以武大名义为其在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提前预付了三年学生租金。”

陈的这一举动,日后有媒体解释,巴向陈投桃报李,行贿逾百万元。但《中国新闻周刊》未能从湖北检方得到这一说法的证实。

并校后的新武大基建项目明显增多,侯杰昌说,学校的后勤、规划、基建都归不同的副校长在管,造成很多不便。于是学校开始实行“大部制”,成立了基建委员会,统筹全校的基建工程,陈是“一把手”。龙也是这个基建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而具体主管业务的是基建管理部。侯杰昌的说法是,并校后各方面的理顺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是否出现了漏洞,现在无法获得官方的证实,但坊间对此怀疑和猜测颇多,很多人说,2000年上马的弘博公寓,难免没有问题。

武大现任校长顾海良也曾向媒体亲口证实,陈是因涉嫌收受弘博公寓承建方巨额贿赂而被检方拘捕。但在10月15日,弘博公司办公室主任游泽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武大案的始作俑者并非是巴能军和他的弘博公司。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武大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但她婉拒了采访。

大兴土木的日子里

2003年,武大高层换届,校长侯杰昌卸任,顾海良接任。同时,陈昭方被教育部任命为常务副校长。龙小乐由副校长改任为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2005年10月升任常务副书记。

“那时搞项目也是有招投标的。”侯杰昌说,“包括学校立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教育部批准立项、下达建设计划,程序应该不会少。”

而在并校后的几年里,武大基建投资不断扩大。2001年至2004年竣工的基建项目,包括教育科研用房、体育场馆、学生生活用房、教工住宅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比较大的项目有10000平米的VHF雷达实验场,23133平米的生命科学大楼,总面积达到63935平米的8处学生宿舍和博士生公寓等等。

武大基建部的说法是,并校后至2006年,共计完成102项基建工程的论证、设计和82项基建工程的施工任务,合计投资超过9.8亿元。其中建校舍64栋,建筑面积505498平方米,投资76298万元;建水电、场地、道路等基础设施18项,投资22008万元。

在这个大兴土木的日子里,陈、龙二人管理下的后勤和基建领域,问题也不断出现。

据公开报道,2007年,武大后勤服务集团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人员贿赂20多万元,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兼任“武大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同样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60多万元。后来,主管武大校园网三期工程建设的后勤集团干部成某,以及计算机学院一名博导,因为在该工程中收受贿赂同时落马。

这一次则轮到了陈、龙二人。

而有一种说法,陈、龙事发,因为一个关键人物,江建勤。

江是原武大后勤保障部部长、前任武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庄果的女婿。此前,江历任武大出版社社长、武大驻京办主任等要职。今年6月,江被湖北省纪委调查,两个月后被正式批捕,罪名是涉嫌受贿。

有媒体称,这个酷爱拉京胡的后勤部长,随后供出自己的上级主管陈、龙二人,而江的妻子庄女士对此予以否认:“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和他无冤无仇,都是工作关系,怎么可能乱说人家?”当《中国新闻周刊》拨通江建勤的妻子手机试图进一步求证时,对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他说:“其他事无可奉告。”

因为案件尚处侦查之中,相关细节湖北省检察院未能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

人的问题?体制的缺陷?

陈、龙二人出事后,教育部和中纪委到武大开会,到会领导曾表示,高校反腐成为今后反腐败的重要领域。

一直以来被视为“清水衙门”的高校,自1990年代教育市场化改革以来,变成市场主体,扩招,新校区纷起建设,但监管体制没改变,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教材等集中采购、招生、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也可轻而易举地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

陈、龙二人虽然已经被逮捕,但多年深耕校内,人脉颇广,有媒体事发后报道说,采访中仍然能感觉到二人余威。在采访中,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无论是陈曾就任书记的经管学院还是别的院系和机关,很多人都显得言辞闪烁。一些愿意开口说话的,都很相似,认为二人“有能力”“有贡献”。

侯杰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说,“1997至2003年,我和他(陈昭方)共事,比如后勤财务,他主管的那部分工作,还是有生气的。”

但在6年前,经管学院就有很多老师写举报信,说陈贪污。后来相关部门也来调查过,但因为证据不足作罢。《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寻找到当年参与举报的老师,但经管学院若干老师都显得讳莫如深,“不知道”“不清楚”。

“龙小乐出事我确实感觉非常突然,龙小乐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时任校长侯杰昌也说,“没有举报到我这里。”侯一度被传协助调查,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不知道”。

现任经管学院院长陈继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仍然对陈以“同志”相称,他说,陈 “十年副书记,表现非常优秀,多次获得优秀辅导员和全国青年突击手”。“为人也不错,要不然,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怎么能不断得到升迁呢?”在他看来,陈的落马是“体制有缺陷,不要只看到其一不看到其二。”对于“体制缺陷”具体所指,他说:“你自己去体会吧。”

2009年10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敲了开陈昭方的家门。一位年轻人一脸严肃,低着嗓子说,不管如何,“他是个好父亲。”

事发前,作为学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除了分管组织部、统战部、离退休干部工作处、校工会和机关党委等部门的工作,联系指导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工作外,还协助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协调学校的党务工作。

在一份党务资料中,对龙小乐的描述是,“取得了丰硕的高校基层党务工作成绩,为该校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每年一度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民主测评中,他均位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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