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平转自博讯新闻网
维稳政治下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2009年6月份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被取缔以来，中国多个大型家庭教会系统遭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空前压力，如山西临汾王晓光牧师和杨荣丽师母带领的浮山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等，再到最近一直致力于教会维权的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博士被以政治原因解聘等等一系列事件表明，家庭教会遭受的这一轮逼迫，是政府某部门主导的一次系统的、目的性很强但又带有很大试探性的大规模行动，期间进行了包括警力、行政、党组、司法、武警部队、舆论机器等在内的大范围动员，可谓处心积虑，筹划已久。而从上述受到打压的几个教会系统的特点我们也看到，受到冲击的这些家庭教会影响力都比较大，而且分别是城市教会、乡村教会、知识分子教会的典型代表，王怡、范亚峰等人又是汉语神学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是最早将灵修神学、圣经神学和公共神学连接起来并付诸实践的教会人士之一。
当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对家庭教会下手？是孤立行动还是有预谋的打击？家庭教会这次承受的灾难跟整个民间力量遭受打击有什么联系？政教冲突之下，家庭教会的身份意识会不会进一步觉醒？家庭教会的公共话语会发生哪些变化？对政治民主化转型会有何影响？对待逼迫的应对策略是否会有改变？
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一名法律人，无论是出于对主内肢体受难的痛切感受，还是对公共事件的关心，都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本文仅就维稳政治与本次家庭教会遭难之间的关系做一点探讨，其它问题将另文阐述。
大获全胜的“维稳”政治？
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从2009年10月以后，中共执政者将逐步放松对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的管制，中国将进入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当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维稳一线的官员，也有很多民间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乐观，大概是基于以下几个判断：
1、经济上似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
2、执政党党建工作的正面效果。（1）在反腐和党内民主改革等方面进行改革，不致让群众过渡失望，也确实拿下了一些相当高级别的官员，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等，（2）中共还系统安排了对基层重要岗位上的负责官员进行了大规模轮训，从理论上讲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的能力应有提高。（3）加强党建工作，加快对外“传教”和渗透，通过党组织建设加强对非公经济、新社会组织的控制。
3、集中清剿了社会“不和谐因素”，在对互联网媒体、上访人群、维权律师、家庭教会等民间力量的斗争和围剿中取得”重大胜利“，成功打压了包括许志永在内的几十位律师，封掉了一些言论激烈的网站，用金钱收买、安抚反抗激烈的上访者，目前对家庭教会的打压还在进行当中，但也许他们已经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了。
4、建政六十周年庆典成功举行，“取缔法轮功”十周年和“六四学运”二十周年等敏感时期已经过去，西藏和新疆局势有所缓解等。
总之，通过收买、安抚、打击、恐吓、隔离、宣传造势等所谓综合性维稳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好像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起码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庆典期间，北京天安门地区保证了高度稳定和谐。
成功的维稳、失败的执政
维稳就是保政权（许章润，2009），其实质是在政治改革触及核心层，政治民主化转型进入战略瓦解期之后，保守势力和利益集团的一次强力抗拒，是体制惯性下，特权势力对民间力量的一次围追堵截。与此同时，维稳还进一步暴露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复杂局面，盘根错节的党内势力，一面进行权力争夺，一面又以各种名义捞取政治资本：有人以政治改革作为试探，有人以维稳当做棋子，无论如何，这些都只不过是暗里的权力斗争，既偏离法治规则，又充满了投机性。作为民间力量，对哪一方都不能抱有太大希望。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斗争经验丰富的庞大政治组织，凭借其掌握的强大权力资源，对社会的稳控能力不容小视，如果说它要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个人下手，基本上是稳操胜券的。而且，从政府以往对付维权律师、NGO组织的手法上看，也几乎是无所不用，从消息封锁，舆论造势，到瓦解对手，软硬兼施，直至关键时刻的丢卒保车，上下切割，中国政府的维稳技艺几近登峰造极。从这个意义上讲，次大规模维稳努力是成功的，在对付各种异己力量和异见人士的斗争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我们同时又发现，基层矛盾并没有消失，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仍然一再暴露现有权力运行机制的积重难返。打击潜在“对手”的凶狠残酷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迟钝缓慢，正好说明了现有官僚政治体制的无可救药。所以说，维稳的“巨大成就”，正绝妙地见证了执政的失败。
笔者为什么断言维稳是保守势力和利益集团的抗拒，而非执政者寻求政治和解之道的努力呢？
从上面我们罗列的维稳方式中不难发现，这些维稳措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官民矛盾，不是采取措施缩小经济—政治鸿沟，而是一锅煮地对“不和谐因素”进行打压甚至铲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所谓的“不和谐因素”本来是反腐败反特权斗争中对立的双方，维权律师、家庭教会、互联网本应该作为反腐败、反专制的正面力量，但在维权大局之下，却成了不稳定不和谐因素。这种维稳模式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蜻蜓点水式的反腐和“花瓶民主”会成为反民主势力攻击公民维权运动的借口，而打压民间力量，与民间苦心积累的健康力量为敌，更是助纣为虐之举。
在那些触及到最核心症结的改革上，如反腐败，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丢卒保车、“抓大放小”等治标不治本的惯用手法以外，并没有从还权于民、构建宪政制度的层次上用力，可以预见，这类反腐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反腐越反越腐，打黑越打越黑，官员们前腐后继，消耗的，不过是政权合法性和公众非暴力不合作的耐心。
“维稳成功”宣告了中共自我变革的失败
经济能否在短期内复苏，这一点我们无从知道——即使经济能够走出迷雾，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会消弭还是会加重累日积聚的各种矛盾还是各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党内不会有民主，只有政治斗争，反腐斗争也只能是“反腐倡廉未见行，贪污腐败晨夕同”。失去了信仰根基的共产党组织还行向其它社会组织“传教”，最后也一定会沦为笑谈。
内部努力毫无取胜可能，外部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如故，维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1、自欺欺人的内部改革会减缓政治改革步伐，党内改革派也将陷入政治斗争泥潭自顾不暇，改革意志更难转圜。2、对民间进步力量的打压，使无势群体更加绝望，中间力量变得激进，体制内一部分顽固的作恶者开始浮出水面，成为轮廓比较清晰的一群人，也为后面的维权运动向更深入发展提供了目标。中共每一次的维稳胜利都为自己培养了更多对手。而且，民间力量靠封堵已经基本失效，“维稳成功”实际上加重了内外部的压力对比，增加了体制崩解的潜在风险。现在缺少的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放权才能稳定，维权才有平安
从既往经济领域的改革经验来看，只有在中共上层、官僚政治体制底层和民众三者之间形成合力，能够达成三方共赢的条件下，改革才能以最小的阻力推进。但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这么简单，三方合力很难达到30年前的理想状态，因为这场改革是以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平衡为目标的，在改革过程中，特权势力的利益必然会有削减，，因此，只能靠不断博弈、不断抗争才能逼着保守势力和利益集团一步步撤离，他们只有在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境地中才会放弃一部分特权。
从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争论到政治领域中的冲突和互动，一党与多党，有神与无神，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控制，特权和私权，这些相互对立的冲突都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全面的利益博弈期。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公民个人的觉醒。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而言，无论是民众对党内民主的诉求，还是人大改革，或者行政创新，司法改革，它所指向的，都是官退民进，用季卫东先生的话说就是：私权伸张，与民更始。
在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上，我国的政教关系都存在着内在张力。以中国家庭教会为例，政教关系之间的潜在冲突一直存在。仅从宗教法律体系这种基础层面的政教关系来讲，从宪法第三十六条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到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一直到执法部门的具体执法行为，中国的政教冲突从没有消失也没有中断过，有些是立法上就为这种冲突埋下了伏笔，有些则是执法过程中造成的。
教会中有种观点认为，躲开政府部门或者不激怒当权者就可平安度日，这样的看法是幼稚的，它忽略了政教关系之间的这种内在冲突。在家庭教会的底线和法律规定的界线之间，有一块地方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博弈空间，退过这个空间，家庭教会就可能丧失了底线，如有些家庭教会受到政府部门骚扰后人员大减，不敢聚会等。对政府部门来讲同样也是如此，绝不愿意自动退出他们的势力范围。
有人说，中国大部分基督徒对政治都是漠不关心的，家庭教会不应该卷入政治等等。事实上，这是对政治的误解，对于大部分信徒来说，不畏压力坚持聚会就是对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支持，不一定非要做官掌权才是参与政治。政治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不能证明一个基督徒的纯洁或清白，也许反倒说明了我们的自私和无知。中国基督徒面临的公共空间是复杂的，权谋政治在中国根深蒂固，斗争哲学更是从中共诞生之初相伴至今。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关心政治的原因，但越是这样的环境，越要显出耶和华的能力来。作为基督徒，要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彰显上帝的荣耀，在公民维权运动的浪潮中作盐作光，对复杂的公共生活有更多理解，充分估量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能力，深入了解权力运行过程，这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对神的完全信靠。我们面对的这个权力怪物，虽然看似凶残，有时甚至让人绝望，但耶和华的智慧定能胜过一切人间权势。
出埃及记中，旷野中的民众向摩西亚伦抱怨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阿（出埃及记16章3节）”。今天的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回到埃及，还是勇敢面对红海和旷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