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新浪新闻中心
宋飞，著名二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师。
4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了名为“命运的琴弦”的节目。节目中，宋飞捅破了窗户纸：中国音乐学院在今年的招生专业考试中存在不公正现象，她指导的3名学生
|
是其中的当事人；而类似的不能让人信服的考试结果，宋飞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
节目中，宋飞出示了一盘自己在考试现场录制的录像资料，在录像中，一名学生连续拉断(演奏不连贯)3次。在观看了宋飞提供的考试录像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系主任赵寒阳教授比较了这个“拉断”的学生和另一个叫孙蕾的学生的演奏，他说，“不能比，(孙蕾)要好得多”。但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考试的最后结果是，“拉断”的学生获得了不错的排名，而孙蕾的名次却远远地被甩在后面。
学生于洋和张雨同样很蹊跷地没有拿到及格分数，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得到文化考试的资格，将失去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的机会。3个学生在《新闻调查》的镜头前即兴演奏了他们最喜爱的乐器，虽然考试成绩让他们失望，但当他们开始演奏时，美妙的音乐还是同样让他们沉醉。宋飞说，她知道这3个孩子的水平，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宋飞的行为触动了艺术院校招生幕后的敏感神经，多家媒体追踪报道，许多人为宋飞的勇气感动。
3个多月过去了，被补发文化考试资格的3名学生已经结束了高考。在他们等待结果的最后几天里，宋飞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是非与爱是两码事
记者：节目播出以后，很多人担心你的前途，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宋飞：很多人担心我，今天还有老师问我：你好吗？你看上去很轻松。很多人会多看我一眼，向我伸出手，我能够感觉到大家传达的关心。
我的心情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平静得多，因为说出这些话本来就是老师的天职，我觉得把真话说出来才对得起我的职业，对得起我的学校，对得起我的学生。
记者：听说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有人找到学校领导要求处理你？
宋飞：我当时在台湾演出，不太清楚这些情况。但我认为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负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因此出现各种举动都是必然的。
院方领导的考虑，与我这样一个老师的看法有不同。我回来后，院领导与我沟通，他们对是非也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作为领导，他们也希望学校好起来，但我们的位置不同，他们可能希望采用他们的方式。
回来以后我收到上百封信，有人送来鲜花、锦旗，还有很多陌生人给我打电话，问我压力大不大，问我是不是受到影响，他们很担心，现在反而是我去安慰他们。
记者：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很大，你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宋飞：播出的时候我不在北京。
我并不是想要跟学校作对，把媒体当作枪口，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清醒。对于我来说，只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我没有什么压力，也不害怕。
有人认为我给学校抹黑，影响了学校的形象。但是，到底是做这些不公正的事情的人在给学校抹黑，还是指出这些事情的人在抹黑？应该制裁的是做这些事的人，还是揭露这事的人？这是很容易说明白的道理。
记者：你在揭露事件时，牵涉了几个教师，他们现在怎么样？
宋飞：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坐在一起。
我想，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都在反思，考虑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未来，学校的未来，希望通过这种反思，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人把我的行为比喻成鸡蛋碰石头，但至少有人会知道，曾经有我这样一个人碰过石头，碰的人多了，大家的道德感、责任感就会被唤醒。
记者：3个学生的情况呢？
宋飞：很多观众以为补发文化考试资格就是考上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只是说他们有资格参加文化考试，但专业排名还是靠后的，如果他们的文化分能过线，能不能被录取，还要看决策人的态度。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非常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命运。
但学校还是学校，它需要一个程序上的理由去改变不公正的事实。3个孩子最终的结果，要看校方的态度、智慧和政策，学校有特殊的裁决权。
学校把3个学生增加到有文化考试资格的学生名单中，就说明学校承认那次专业考试是有问题的，但原来的程序没有变，这个矛盾还需要去解决。
记者：把3个学生的遭遇曝光出来，对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你有没有考虑过？
宋飞：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把这种不公正指出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幸运。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当他们踏上社会以后，社会上的一些道德标准和我们理论上的道德原则不接轨，我不知道这会对他们的人生态度发生什么影响，这是我担心的。我希望教给他们的是，对人生，对未来要有希望。
记者：很多人把你当初的行为叫做“揭黑”，你赞同吗？
宋飞：我只是表达了自己对待是非的态度。我今天在饭桌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你不能因为爱这个学校，就把不好的东西都隐瞒起来，混淆是非。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不能因为她是你的母亲，就纵容她。
正直，是存在的前提
记者：当初你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来自哪里？
宋飞：如果大家都不说，教育就要完蛋了，民族文化就要完蛋了。
我身在其中，有使命感，有担忧，我能看到症结所在。我们的行政人员与领导，他们无法从专业的角度体会危机，而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记者：你的初衷有没有得到别人的理解？
宋飞：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我从他们的眼神，伸出的手中就能感觉到。包括网上的那封信(《中国音乐学院的同事们致宋飞的一封公开信》)，虽然他们不能真名实姓地站出来支持我，但毕竟表了一个态。
记者：当时，有个人说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争斗”。
宋飞：他把问题庸俗化了，本来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
我试图去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解释，但我觉得不管对内怎么解释，对外怎么解释，最后要解决的是怎样弥补教育制度各环节中的漏洞，为日后的人才选拔制度做些什么，其他的都是枝节问题。
记者：在决定揭露之前，你已经把结果想得很清楚了吗？
宋飞：应该是一种直觉，事后会怎样我不太在意。如果我没有说出来，没有为学生、为事业表达是非，反而是一种压力，说出来反而坦然。
这些孩子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为这些弱势的人说些话，没什么好后悔的。
记者：你的行为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与你名人的身份有关吗？
宋飞：事情本身就有很大的震撼力，只要是有是非标准的人都能够看到。并不是因为我是名人，我说的话就有多可怕，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怕。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反响，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孩子，对孩子的未来都有美好的愿望，所以才会有共鸣。
记者：有人说，只有老了以后，才会对一切无所畏惧。而你现在还很年轻。
宋飞：如果这个专业已经受到了很大危害，那个时候我再去保护它还有什么用？
我经常说，当我们作为考官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当初，自己也是被伯乐一样的老师发现，才会有今天。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要正直，我认为我的心理是很健康的，所以我的音乐才会充满善良、真诚，所以才会有我成为二胡演奏家的今天。如果我对不公正的事熟视无睹，那么，过去支撑我音乐的支柱就没有了，当我拿起琴时，我的音乐的内核也没有了，我也就不存在了。
记者：据说学校正在收集老师的意见，尝试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你有没有想到捅破窗户纸会产生这些效果？
宋飞：当初我没有想太多，可能认为说出来也无济于事，但我说了就对得起我的良心。我不指望得到什么，也就不会觉得失去什么。
记者：明年你还要参加招生考试，你还会准备录像吗？
宋飞：我今年已经提出学校应该录像。我希望明年考试时不需要我自己录像。我去查过当年我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时的资料，每次考试都有录音记录。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制度被取消了。
记者：改变需要时间，你还会看到让你失望的事。那时候你会选择沉默，还是再次站出来说话？
宋飞：那要看我有没有能力把它说清楚。过去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常常没办法说清楚。艺术标准是有弹性的，在招生考试中，特别优秀的学生不多，特别差的学生也不多，多数是不相上下的。这时就有一个弹性问题。但我这次拿出的证据反差很大，连普通观众也可以判断，自然就能够讲清楚。
记者：事情已经过去3个多月，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还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吗？
宋飞：我的选择是由内在的性格、或者说道德直觉决定的，我想还是会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