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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结社自由观察:(转载标题 政治失血与良知失守——当代中国精神剖视)

2012年04月15日 综合新闻 ⁄ 共 1640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看中国

全民性政治浑浑噩噩

从“文化大革命”的偶象崇拜,所引起的虚幻的政治狂热,到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一切向钱看,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热情衰落和冷漠,中国人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受人政治导向,其精神意识都自觉和不自觉地被人转移而不自知。这种政治冷漠乃至回避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其结果正是统治者的意愿,也正中它的下怀;同时也出于被“导向”和“转移”精神视向者主动或被动地与之配合。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全民政治意识浑噩的时期,人们对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实质含混不清,也无心过问甚至一概不问,政治全面降温,从而衍化为全社会的政治疲倦和厌恶。面对自己生存其中的政治环境,少有拷问和质疑,在政治上表现或自卑、或自闭、或主动适应、或被动认同和漠然置之。政治成了统治者的事务和独家谋利的营生,全民政治大缺席,全民精神失窃。也可以说是全民政治缺钙、政治失血和良知全面崩溃、失守!所谓“缺钙”,是指缺乏政治骨质;所谓“失血”,是指灵魂被偷窃、掏空、缺少政治生命意识;所谓“失守”,是指对良知的放弃、道德沉沦、精神上举阳不起和全面撤退!

这一切既源于社会环境制约,也源于对社会现状的无奈和木然,以及精神高压下由来已久的心理恐惧的层层积淀。

没有人挺身而出,没有人勇于喝破,谁也不说话!奇怪的是,若有人大声说出,反而为众人所不屑甚至成为千夫所指!而竟不知其中作祟的正是一个民族隐忍的心性,和千年承传的群体隐形的奴性!在一个崇尚虚幻而抽象的群体而排斥个体的社会,这种情况也超越了人们心理上所能承受和精神上所能认同的程度!

叽喳之声与雷鸣之音

不是说,没有人说话,而是说没有人敢说。其实,中国人并非“沉默的大多数”,只要一有机会和条件,中国人就喜欢咋呼,尤其是知识分子。说归说,多属叽叽喳喳,少有雷鸣之声!叽喳的是群禽、是禽鸟的合唱,雷鸣则为独啸;叽喳是围绕社会现实利益、包括个人功利层面,雷鸣是宇宙生命个体能量的释放和外化;叽喳受世俗权力、“道德”和现存“法制”制约,雷鸣是对“现实”多重的超越;叽喳有“分寸”、有“底线”、受群体观念和社会现有认识层次制约,雷鸣是以个体表达的“宇宙生命”之音。“叽喳”者易惊散、易分化、易自行弱化乃至悄无声息。“雷鸣”有时震耳欲聋,有时以“沉寂的震撼”超越振聋发聩。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巨大的永存的能量超越时空,对庸常之辈不存在!

有说话的可能和机会,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总显得聪明、机智;但聪明和机智并非智慧,因为大智必大勇。前者诸多顾忌、以防伤身;后者注定天然地无所畏惧!

这是个政治上被强权和自身心性双重扭曲和异化的民族;也是个视“政治”、特别是“独裁政治”为畏途的民族。这个民族“敏感话题”特多、有形和无形的禁忌特多、人们也变得异乎寻常的“敏感”,并由此衍生出其他民族罕见的诸多怪异病症。就现阶段而言,这类症状可以简单概括为恐、等、忍、避、躲。“恐”无疑是害怕。怕什么?怕共产党。这种由来已久的惧怕,海外的中国人比国内的中国人更甚!他们在自由社会也仍然摆脱不了对“党”的恐惧,何况在极权社会体制内生活的人!“等”是指望命运迟早会变化。不仅是指望、而且是相信,所以人们才有心理能量一代一代的人“等待戈多”,哪怕戈多永不出现。“忍”是回避对立和矛盾激化而引发抗争。哪怕自己早已被人打入另册,仍在避免别人对自己持有敌意、把自己视为“敌人”,典型的“温、良、恭、俭、让”。这里的“忍”有别于佛家宽容和超脱的精神境界,纯属世俗社会层面、市井小人的忍气吞声。“避”是见危险就远而避之,有时间是自己吓唬自己,有时候还要指责直面邪恶的人,绝不奢谈战胜险恶的多重途径的探索和尝试。“躲”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彻底的畏缩。哪怕自己失去正当的政治权利,也要宣称自己“不搞政治”。

强权之外胆大包天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仍然将自己自外为社会“政治动物”。这是个仅沉缅、满足于贪欲食利的人生之境的浑浑噩噩的族群,几代人被共产党文化意识灌输、脑子早洗刷得发白的族群。他们不仅主动地将自己自外为社会“政治动物”,也不配称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动物”。政治上人们早已习惯并安于任人宰割,羸弱的内心却几近绝望地期盼着头顶出现青天,生活中出现所谓“清官”或“明主”,给自己带来有限的公道。文化上纯属夹缝中求存,不求自己证明自己的自我价值,只求别人的接纳和认同。最熟悉的是迎合,最陌生的是人格的独立。中国人无论政治和文化,都极善运作和钻营,人们在暴虐和高压下也能与之相融而不是对峙,靠的就是一个“钻”字。过去钻“权”眼,现在钻“钱”眼,并且“改革开放”地加了个钻“肉”眼。除此之外,不知人生为何物?!

当代现实中的中国人,是非常“现实”地“去政治化”的中国人。这类人,一般面对强权小心翼翼、胆小如鼠,强权之外却胆大包天,什么都敢搞。搞贪污、搞受贿、搞权、搞钱、搞假和伪劣产品、搞女人或男女互“搞”,就是不敢“搞政治”,因为怕“政治”反过来搞掉自己。中国人天经地义地把“政治”视为共产党的专利,早已拱手让给“一党独大”的共产党独家玩,而不是“要玩大家玩”,真是岂有此理!他们甚至在自己被侵权、起而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中,也把“维权”和“政治”截然对立。因为维权是“现实”的、“合理”的、“不违法”的;反之,政治是危险的、不戴“保险套”的。也就是说,人家让你搞的你就搞,人家不准你搞的,你就不要搞。要求自己言行符合环境要求而不是质疑和挑战环境。他们不仅把“维权”和“政治”分开,也把“维权者”和“异议者”分开。其实,维权本身不仅是法律行为,实质上也具有社会政治性质。异议者和维权者活动范围不一、表现形式不同,却都对社会怀有关注的热忱,不应互相隔阂,而应彼此相融。

自外于羊圈的另类的“狼”

有人说,几代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是“狼”,也要对其不同性质加以区分,要看属什么性质的“狼”和吃的什么性质的“狼奶”。我们不取“狼”的嗜血本性及其暴戾与凶残,却不妨取孤狼的独立与血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应多一点“独立”的狼性,少一点软弱的羊性。更不应把“人权”视为“羊权”,自划羊圈,非“羊”莫入。在“长治久安”的极权社会中,中国人缺少的是血性,甚至视“血性”为“不理智”和“情绪”的东西,排斥阳刚气重的男性或雄性的生命素质。阴柔弥漫中容易滋长懦弱和驯服的品性。就东方民族来讲,汉民族显然没有蒙古族人的血气,甚至少了韩国农民式的剽悍。对于精神独立者来说,血性是一种生命品质,却绝非盲目躁动的乱世之恶,也非必然地成为弱肉强食的暴虐之源。当前,国内出了个高智晟,海外冒出个袁红冰,以及国内外还出现与他们相类似的一批人,人们因而就这么警觉、这么担忧、这么害怕,甚至让某些人感到某种程度的心理不平衔,完全无此必要。生命气质和人生道路各异,各有各的选择,世界因此而呈现多元。对于精神生殖器坚挺的人,你就让他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去“操”专制,你拉住他干什么?你不鼓掌、喝采是你的权利,但你至少可以保持高贵的沉默和容纳的心境。你指人激进、极端,强调理性;他视你偏于说教、甘于不争,缺少感性。你不“操”他“操”,不是人人非选择政治“性冷淡”或“政治阳萎”,而不以为憾、不以为弱、不以为羞。

“敢破”、“敢操”专制传统贞操

我们在社会政治“圆桌会议”上全面“缺席”,对自身应有的权利自动放弃、自动终止,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政治血性”、缺乏“政治刚毅”,同时缺乏时代政治审美意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把一些软骨、贫血、缺钙的生命素质视为“理性”、甚至视为值得肯定的政治品格,把政治审丑变成了实用功利政治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艺术。不以惧怕政治暴虐为丑陋,反而成为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公理。不敢以独立生命的雄性意识去戳专制主义的处女膜,让它永远保存令人厌恶的老处女式的传统贞操。在这个什么都敢“搞”、都敢“操”的时代,为什么偏偏专制却绝对操不得、不敢操?!其实,你只要敢操、敢破、敢戳,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密封的“洞”,就值得你这么诚惶诚恐、唯唯诺诺,你不觉得你的生命意识太可悲、可怜?!对此,你还辩护什么和有什么值得为自己辩护?!戳开了,你就会见到另一个天地,人生另有洞天、另有风光。专制除了令你厌恶,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依附、为之眷恋。它那虚幻的威风,也只是人自打屁、自惊惶而已!这话我在国内这样说,在海外也这样说。与其说是行使自己言说的权利,不如说是出于对“专制”的厌恶之情!仅仅就敢言、敢作敢为而言,今天,生活在国内的有些人比许多生活在自由环境中的“海外华人”更头角峥嵘,这是事实!在精神上也活得更有生命质量!

“民主运动”深层精神透视

我并不以为,中国人被“运动”折腾得够了,反而是专制的“长治久安”令人濒于窒息!“运动”和“运动”不同,一是毛泽东的精神控制、全民洗脑运动,一是人权运动或民主运动。就争自由民主、反独裁专制、直指社会体制深层变革的本义来说,可以说现代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民主运动,我这里所指的是对社会思想、精神、政治层面的自由追求而言。“五四”运动本应该完成文化变革和社会精神意识的启蒙,以促成中国和现代世界的全面接轨,结果只变成了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随后从中孕育出“毛泽东思想”。这场运动最后导致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一家独大、独坐江山,长达大半个世纪向全民实施一党独裁至今!!!“四五”运动以承认现行社会体制为前提,目的是为纪念周恩来或以纪念这位“助纣为虐”者借题发挥,却跳不出共产党思维框架,根本上同社会自由追求与变革无涉。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却为幕后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不但其罪行至今未受到清算、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反而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仍继续受到维护!这就是社会的虚假和无耻!也是这世界的浑浊和荒谬!“六四”运动是人们为悼念胡耀邦而聚集天安门广场,其诉求指向为“反官倒”,而回避或者根本就从未旗帜鲜明地反叛体制本身。即使就当时运动的主要诉求,官方与民间在这场运动中果然达成共识,其深层实质也只是一场中国式的“钦定革命”。

如果作为一场彻底反叛暴虐和挑战体制的“自由精神”运动来衡量“六四”,让我想起当时的湖南三勇士。这是几个用颜料掷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相的人,正是他们却当场被学生抓获并扭送官方、后来被判了重罪。“六四”运动中的这一“历史插曲”正是这一运动的深层精神骨髓和象征,但却长久地被我们从“思想”和“立场”上回避;从“精神本义”上漠然视之乃至持“敬而远之”的疏离态度。而不自知可悲和自以为耻。对此事一直投以道义关注的是唐伯桥;从灵魂诚实反思并自觉内省的是盛雪。

一部真实的当代社会运动史,绝不能忘记和遗漏这三个名字:鲁德成、余志坚、俞东岳!

民主墙运动的早期,也曾在天安门广场有过同一性质的“行为主义艺术”的挑衅方式,即启蒙社“四条汉子”立于安门广场、以“那厮掏出那物”的动作面对暴君毛泽东像拉开裤子撒尿!并为此面对世界宣示:“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这种行为方式及其精神品性既有别于那类以实际政治功利为追逐目标的“政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与一代“山呼万岁”并对一个邪恶体制抱有改良期望的人们性质上迥然相异并拉开了距离!

自觉和不自觉地依附、从属于体制和对这一体制持清醒的认识和彻底否决的态度,两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是“站”起来了还是“倒”了下去

其实,最大的“官倒”正是体制本身,而中国最大的“贪”正是“一党独裁”的共产党!他们首先是政治之“贪”和权力之“贪”。以“孤家寡人”的特权方式向全社会发号施令,无耻侵吞全民的政治话语权。中国老百姓就这么顺从和胆怯,整个社会全自动不触及“政治”。可见中国老百姓不到忍耐的极限,从不去也不敢去触及统治者的命根。过去,对专制帝王如此;现今,对共产党也同样如此。所以,在强权的高压下,中国式的“抗争”首先是以“不搞政治”为前提。这一民族心性承传的“光荣”传统,早已由来已久。在政治霸权的基础上,共产党也同时贪钱、贪财、贪色,掌握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乃至妇女资源。在“革命”地主、资本家后,共产党不但成了最大的、唯一的“红色地主”和“红色资本家”;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又把全国变成了一个“黄潮滚滚”的大妓院,独裁者无形中增加了一个头衔、即变相的妓女总管。事实上,中国正走着越南走过的路,即所谓不惜牺牲“几代妇女的利益”,换取“民族经济的振兴”,并以此视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当然,这种“正常现象”也包括与此同时并存的“全民腐败”和“无官不贪”。“六四”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所谓“反官倒”,也仅是奢望在共产党的“汤碗”里分点残羹而已。只要碗里有一点,却从不指望“碗”外的权力瓜分。但是,到了“全民下海”时期,自己也终于经不起诱惑,“官倒”未反成,却自身受到“精神感染”。其结果是,“官”未在腐败中“倒”下去,“民”反而“倒”于放弃政治和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只求实惠、不问政治,就是整个中国全民“倒下去”的主要精神特征和社会标志。这是个彻底丧失和放弃权力意识和权利之争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哪个刁民敢放“耗子药”或“敌敌畏”,最好的首选目标是共产党的“政治汤碗”。历史上的“六四”仅停留在“反官倒”的层次上,就一场“运动”的实质而言,未免避重就轻、本末倒置。之所以如此,既为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所限,也反应出中国人的务实心态和政治意识的缺失。我以为,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生命的痼疾,也是“六四”运动隐而不显的被历史遮蔽的深层症结!

“四五”运动以镇压而告终。“六四”天安门运动,统治者轻蔑自己的人民并公然对人民寸步不让,最后竟胆敢以“血洗天安门广场”为这场群众运动划上句号!

此前,正是在这同一个天安门广场上,曾有过千百万中国人在这里向一个湖南农民齐声高呼“万寿无疆”。之后仍然同样是这些中国人在同一个天安门广场,再次又向一个“人矮心歹毒”的四川人打出“小平你好”的献媚的横幅。前者曾高踞天安门城楼上操着湖南腔拉长声音尖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者却在血腥镇压“六四”运动中,用机枪和坦克发言并回应前者:“中国人民从此倒下去了!”

“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一个胡耀邦、一个周恩来。尽管这两个中共党内的人物个人的是非曲直有别、生前和死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不一,但他们都同属共产党人,本质上仍然跳不出对共产极权体制的共同维护。人们从未从思想实质和精神层次去衡量周恩来乃至胡耀邦,也从未对为纪念这两个人而引发的这两场“民主运动”往深处探本索源和引起深思。

“民主墙”:体制外的反叛与抗争

中国人要不在万不得已时铤而走险,被迫起来“打倒皇帝当皇帝”;要不受制于另一种思维,即期盼出现“明主清官”救民于水深火热。如果果有稍为开明的执政者出现、稍有宽松的社会局面,中国老百姓就感恩不尽。不管是胡耀邦,还是周恩来,这两个人只是引发“四五”和“六四”的某种“合法”的“借口”,却绝不是运动性质本身。唯有“民主墙运动”是一场彻底否定现行社会体制、在精神意识上与世界接轨并以“人权”为主要诉求的自由精神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自发地来自民间和底层,不以纪念谁为借口、也不受人隐形操控,完全是草根性质、来自体制外的反叛与抗争的力量。但它很快就被惨遭封杀,各民刊被取缔,各社团主要成员被逮捕、投入监狱,一代人受到全面打压、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官方网开一面,唯一放出的是“朦胧诗”。而在“朦胧诗人”在“朦胧”地“放声”歌唱和“自由”喧哗时,民主墙却成了“哑墙”和“死墙”。它不仅在历史中“被拆除”,也在人们的心目中“被拆除”。“朦胧诗”取代这场体制性的挑战运动本身载入历史,而“民主墙”作为一场运动却至今在当代社会历史中未留下任何真实的记录。不仅如此,它还被持“体制内”立场的权势依附者对其性质蓄意歪曲,协同官方在海内外混淆视听、对人们认识民主墙及其历史真相起到误导作用。

我所了解的民主墙一代人,其主体精神就是反叛现行体制。这些人中的多数始终不改初衷,说,不说给官方听;做,不做给官方看。在国内的时候置身“灵与肉”的双重困境,流亡海外也不是人们想当然地获得双重解脱、天然受宠,只不过“生存”的困厄换了另一种形式,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比国内倍加艰难。但这代人无论身处国内或国外,其理念追求和行为方式本质上都不偏离民间立场,因为它本身就是货真价实的民间。这代人总体上有一种朴实的品性,那就是从不站在官家立场说话,也不在任何意义上迎合官方,在官方和民间之中巧妙斡旋。

政治权利的行使就是最根本的维权

总有一些人,其品性始终跳不出久经“体制”熏陶性质,却代替官方成了“体制外”的民间发言人。这类人的思维属“体制思维”,他们与生俱来地就认同现存体制、只想适应它却无意于否定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越体制的雷池,注定跳不出“体制”本身的窠臼。共产党不喜欢的,他们保持距离;共产党打压、排斥的,他们视为病害和异物,比如对法轮功信仰者群体和海内外民主运动。由此必然引伸出“维权”与“政治”无关乃至对立,而法轮功与民运也就对他们变得十分敏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党”高度保持一致,其言行如此走偏、其思想如此“正宗”、其精神视野空间如此狭隘,致使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动机几近令人生疑,简直不可思议!

我个人并非法轮功成员,但尊重人们的不同信仰选择,不管它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乃至不同党派,都有存在的权利,法轮功也如此。当这些精神信仰者受到暴政摧残和迫害时,我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对其投以人性、人道、人权的关注!我只是个独立诗人和作家,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成员,但我支持和认同人们针对极权制度组织反对党的权利。在反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暴虐和邪恶的意义上,我至始至终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员、也是所有反对暴政的反对党的一员。我宣称自己“超越黑暗”却不“超越政治”、特别是人类良知的“大政治”!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精神的坚守者!

政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有的权利;而自觉行使自身的社会权利,既是对权利本身的行使,也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对自身权利的维护。

一个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是理直气壮地维权;不拉开良心和现实的距离,对黑社会和流氓当道听之任之;不回避强权和暴虐的高压,而与专制者达成微妙的默契,却绝不会在一个极权的环境中视“政治”为畏途、对法轮功和民运敬而远之!面对专制者,“政治”无可超越、也无可疏离。执政者与平民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在“政治”上平起平坐。人在社会中,就是“政治动物”,举手投足无不涉及政治。你要“维权”就是因为受到“侵权”,权利之争既是法律行为,也是政治行动。若你坚持抗争,你就必上黑名单;若你放弃抗争,你就是卵蛋。若你寻求法律途经、依“法”解决问题,这只能在一个法制正常的民主社会中,在无法无天、警匪一家的专制环境中近乎空谈和自欺欺人!维权无关乎理论,也无关乎学养,它只要求“法律”兑现。维权不靠熟读死背共产党“法律”的繁文褥节,它只要求行动。维权不排斥“政治”、不回避、不害怕接触法轮功和民运,而维权者要警觉的是自行孤立而沉迷于与专制“法律”黑白亲善的幻觉。追求中国民主,不同群体大方向一致、途经和方式不一,应不妨互为沟通和兼容。在精神意义上,要寻求的是盟友,要孤立的是专制!

海内外华人什么都怕:无异于自辱

中国人总活得这么憋气,不是捏着嗓门说话,就是夹着屁眼放屁。这样,话说出来朦胧变形、有违初衷和原意。屁放出来听不到、闻不出,无“屁声”可捕捉、无“屁人”可指认。中国人应杜绝这类谨小慎微的说话方式和传统表达“艺术”。有话要说就说,有屁要放就放。不要安于做罩在网罩里的大小不一的禽鸟,在有限的空间内无奈扑腾、叽喳鸣叫。每个人都应该有“破网而出”的“鹏鸟精神”,如果其中有一只大鸟承头破网,众鸟不必对此惊惶、恐惧、指责!

活得憋气的情况不仅指国内,也包括海外,奇怪的是,你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竟发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中国人比国内的中国人更怕共产党。不仅是华人,也包括洋人。不仅是个人、群体,也包括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他们把自身利益置于人权理念之上,无视中国人权和中国人的政治生存的恶劣现状。这些人中既有商人、也有政客;有亲共和“爱国”普通人,也有文人和“汉学家”。这些所谓汉学家、包括一些大学的东亚系,他们形同中国官方的作家、学者和共产党的海外文化机构,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的独裁者变相合作,共同转移人们的精神视线,让世界压根儿就看不见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真实的命运!还有某些所谓“流亡”诗人和作家,在国内同官方十分合拍,标榜不接触“政治”,并“美学地”宣称艺术应远离政治、诗人是艺术家而非斗士,非政治“反叛和抗争”者。这类人来到海外,面对西方世界,在“拿准火候”的时候却也会“政治”一下,当然他绝不给你玩真格的、只点到为止。如果让他沾边民运或法轮功,他肯定会脸色煞白。相比较于真正的敢作敢为者,中国式的文人未免既虚假又软弱,他们在专制环境中浸泡得太久,长于“功利性”的表演,却少有人发现和闻出自身的灵魂发臭!真正敢言而且说得率性的,就国内而言,既有刘晓波、也有余杰,还有个叫王怡的人。王怡们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本想做一个精神上“自由”的“海外华人”,结果发现自己比享有言论自由的海内外华人,更敢于自由言说,更敢于在精神上藐视共产党!我读他的文章,有些话简直铿锵有声。他向唐人街的海外华人发问:“唐人街也需要自己的高智晟律师,你们有吗?让共产党滚出唐人街,你们敢吗?”

的确,这些人不敢,许多海外中国人不敢,包括遍及全球的许多华人文化组织和那些“独立”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是不是有自由的灵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心安理得的海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几乎都是“不搞政治”,即使咕哝几声,也非常自觉恪守共产党政治底线。这些人什么都怕,既怕共产党,反过来又怕民运和法轮功。怕的原因和对象不同,却是两头怕,一头怕沾边,一头怕惹祸。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怕,也不是个别孤胆英雄不怕。维权律师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在中国国内出现。这样的群体出现在当代中国大陆,正是标志着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司法独立”意识的觉醒。他们的出现及其诉求,有助于打破专制制度下大一统的社会格局,成为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不可低估的力量!活跃于这一领域者各有不同的维权方式和姿态,不必强求一致,但整体上应该同民主运动和信仰群体互为沟通和彼此支持,而不是持“政治”上的距离和“思想”、“观点”乃至“立场”的隔膜。维权本身不应自外于民主政治,维权也不应成为与政治异议者和精神信仰者相对立的单一的社会活动。各类社会群体横跨各个领域,其中不管是文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各自孤立。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体的大结构。如果跳出阶级和阶级分析思维方式来看政治,简言之,“政”就是公共事务,“治”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管理者,在专制社会是主宰;在民主社会是公仆。前者不受法律制约、自身就是“法”的化身,必引发政治异议。后者依法治国,政治是一种文化、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这里的“文化”就深层意义上来说也是政治、大政治。反之,极权社会的政治是独裁政治,以结党营私为目的、以党派利益为宗旨,是渺小的小政治。这样的政治我们必反对。如果谁面对我们的反对、讨伐之声,宣称自己“不搞政治”、“远离”或“超越”政治,轻则是他的“政治缺席”,重则是他的政治生命贫血、社会良心失窃!这样的人无异于弱智,视共产党的“政治”为天经地义,不可亵读、不可质疑和挑战、不可否决!自己甘当作为无权无势、失权失势的弱势者胆颤心惊地匍匐其下。

笔和枪都应同时“睁开眼晴”

共产专制的邪恶远胜于纳粹,是暴虐的代名词。你不敢惹,是你的选择;别人偏要惹,有别人的自由。面对血性和正气的生命,我们怀有敬畏之情并愿与之协同作战。你不认同,请保持高贵的沉默。只有不同的生命气质和行为方式,没有谁认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唯一正确的尝试,它只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活动中多元表现之一。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生存环境中,有时候,“法”消失了、或者根本不存在;而和平、理性、非暴力,也不是绝对的。它有另一种解释,或另一种解读方式。比如一个美女面临遭受暴徒的强奸,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美女是否只能等待“法律”裁决、“依法”维权呢?还是应该另有作为呢?我想,如果这时美女手里有一把刀,这把刀绝不代表和平、理性、非暴力,情急之中她理应以“正当防卫”的方式把暴徒那玩意割了、丢去喂狗。这就是特定情况下最好也最正当的维权方式,舍此别无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绝食维权是对的,全球万人大绝食是正义之举。支持它,就不仅停留在思想上的认同,更应见诸行动。所以,作为一个独立诗人和作家,我和我夫人都决定加盟!

政治,不由共产党一家坐大,应该把全民“政治缺席”变成全民“政治入席”。全民入座、各就各位。好的“政治”,我们保留和爱护。坏的“政治”,我们理应淘汰,将其列入“去政治化”的实施对象,如极权政治。今天,理应是一个笔杆子和枪杆子同时觉醒的时代。两者都应该同时“睁开眼睛”。无论笔和枪都应具有独立意识,不依附强权、不受人指使,协同专制者进行欺骗和伤害无辜,而是应该一起来共同讨伐社会的邪恶和黑暗,掉转头来维护人权!在此,也提醒社会“司法体系”,请不要再为虎作伥,不再听命于专制独裁者并与之同流合污、继续伙同一起对整个社会犯罪。每一个执法者都应以“清正”自律并自觉抵制“人治”传统、弘扬现代“法治”精神!在执法过程中,维护真正的法律尊严,执法如山、不怕丢官!不违心制造大量新的的冤案和假案,而是保护所有弱势者、无罪者!不滥捕滥抓平民、包括平民中的政治异议者和精神信仰者,并敢于对这些人当众宣布无罪释放!!!这个时代只有一个高智晟是不够的。英武之才不嫌太多、而是太少。一个人物的出现及其价值决定于其生命品质和精神能量,也决定于历史的机遇。高智晟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认同是个事实,你承认这个事实或不承认这个事实,胸襟都应该坦荡、宽宏。维权不是由谁独自承包的事,却不排斥敢于“登高一呼”的人,包括手握如椽大笔的人,持枪统率和平与正义之师的人。时代呼唤并期盼新的领袖人物,也呼唤自由觉醒的笔与枪!而轻蔑受人豢养、匍匐强权的无耻的文奴,和纯属任人驾驭和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那些曾经参与镇压天安门运动者,请加入专制黑暗讨伐者和社会公义维护者的勇者的行列,起来!不做听命于人的愚昧的工具,而接受伟大时代良知的呼唤!

重树个体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

这个时代是群体和个体价值和位置重新颠倒的时代。不是先有虚幻而抽象的“人民”和“群体”,而是先有真实而具体的“个人”和“个体”。必须重新确立备受排斥的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个人对自由的追求才更富于勇气也更富于智慧;为自身价值的确立也更自觉、更于敢作敢为。而群体是由无数独立的个体汇聚而成的,却不是无生命的个体整一的群聚,后者随时都可能自行分解、作鸟兽散。我们不仅不应该回避法轮功、回避民运,也不应回避每个具体的个人存在的价值!应该重申,这个时代不需要政治木偶和道德傀儡,不需要“雷锋”、“焦裕禄”式的样板人物。这类政治和公共“道德”标本,什么时候嘴里都挂着“国家”、“集体”、“群众”和“人民”,他们背后总似乎有什么同他们连为一体的共同体,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虚幻的名词。只有个体是真实的。人们总以群体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来取代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个人宇宙人生的意义。他们恰恰忘了,统一的群体不但消解活生生的个体、使个体趋于僵化,也消解了由一个一个真实的个体构成的鲜活而能动的社会整体本身。共产党的“革命”就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恰恰把人民全体从肉体到灵魂都变成了服从于它的对象,并成为服务于其独裁并受其驾驭的社会基础。专制者眼中没有人民。

“人民”、“群体”是浑沌的一群。它在传统上是属于儒家伦理范围;在当代,特别在专制社会,是个非本质的指称,纯属社会政治欺骗。所以,这是个伪善和虚假的观念,是空泛的“革命理想”的外化。

鲁迅风及人文精神的本义与多元

这个时代也是人文精神本末倒置的时代,由于受制于特定的非人性的社会环境,致使主体上的人文追求边缘化、暗淡无光,而鲁迅风在社会精神空间全面泛滥,使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学和精神情趣荡然无存。人文精神全面朝这种文风倾斜,使人文精神整体失去平衡。人们的眼睛和心灵全面置于尖锐而灼热的刺激,精神阴阳失调、缺少相应的绿意或蓝色的清凉。一个时代不能只有鲁迅和唯有一个“横眉怒目”面对“千夫所指”的鲁迅,而把胡适人为地长久遮蔽。也不能在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中,竟消失了沈从文和林语堂们,也找不到这类超越社会表象、抵达人生深层底蕴的文化的精神传人。人们笔头下越写越偏执而不是多元兼容,越写越狭隘而缺乏内在的空间,越写越干巴、枯燥乏味,使人们失去了阅读的兴趣、也丧失了精神的品味。我这里非指被炒得红得发紫的受官方宠幸和容纳的东西,也不指无聊猥琐、走马灯似的商业文化,而是指如何全面拓展非官方的自由文化,使之健全发展、五彩绚丽和多元纷呈。促进一个社会从根本上达到深层变革的不是表象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人文启蒙和非功利的文化本身。使一个时代人们精神达到净化和升华的也不是政治说教或仅局限于血热火旺式的挞伐,而是在当代中国失传并为一代习惯于“红色教化”的人们所陌生的人的性情和性灵。共产党把人的精神平面化而不是立体化;简单、平板、贫乏化而使之失去丰富和饱满,我们不应该认同和继续沿袭这些早就该抛弃的东西,把天地万物和风花雪月视为“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神垃圾”,把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东方生命情韵斥之为轻薄和无聊的闲情。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为“诗化人生”和“东方闲情”正名。不应再以物质和精神双重“赤贫”为荣,也不以对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拥有为耻。做物质和精神富有的“资产者”,正是所有“无产者”人生应有的追求。

我们出于受愚弄而丢失的东西,不但我们的东方先人喜欢,西方人也喜欢。正如晋代的诗人陶潜所言:“此中有真意”。也如唐代的诗人王维的诗中深藏禅机。我们的生命被置于暴政黑暗的精神背景上,消隐了其自在的风光和宇宙生命的奥秘,终其一生挣扎在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并且饱受欺凌的社会人生层面上,与高境界、大智慧和“应当如此的生活”完全绝缘,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之激发起争取和维护人生正常的权利而应有的勇气和热情?!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而拼搏,远比为幻而不实的“人民”、“群体”而抗争,其动机更纯粹、更真实、更同生命而非理念贴近,也更富于生命感。我们作为一个人从投生人世起就两手空空,有的只有同我们无关的高悬我们头顶上的五星红旗和“镰刀斧头”的党旗,两面旗帜交叉笼罩了我们全部的人生,迫使我们不仅长期处于物质匮乏,也同样处于精神匮乏,没有感知、没有思维、没有思想也没有自己语言。一切都受控于人、一切都被人巧取豪夺,唯有愤怒与绝望的沉默、唯有举起同精神暴虐与黑暗无奈抗衡的“匕首和投枪”。这就是我们注定无可逃脱的“文化”环境及其色彩和性质。

人生不只是个鲁迅、也不主要是鲁迅,但我们唯有鲁迅甚至连鲁迅式的“直面人生”的自由也没有。更没有鲁迅之外的别的什么人、别的语言、文彩和风格。前面提到的鲁迅的同时代人胡适和林语堂其文化影响力较之鲁迅更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被称为“文化大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只是因老独裁者毛泽东“赏识和容忍”而幸存。如果活到文化大革命年代,鲁迅绝没有郭沫若这孬种所受的宠幸,只有进共产党的劳改队“脱胎换骨”的命。稍晚于鲁迅出生的沈从文,也曾长期湮灭无闻,等到“发现”和“发掘”其“文化含量”时,此人也接近风烛残年。胡适、林语堂、沈从文们的名字为一世代的黑暗所吞噬,几代人许久都不知晓他们,甚至至今其人文遗产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在几代统治者的人文视野里,只差形同外星人。在现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和精神舞台上,独领风骚的不是文化创造者而是“反文化”甚至“无文化”的独裁者本身!

现实:逼迫你面对黑暗与血腥

此文写到这里,一位匹兹堡的女建筑设计师邀我们去观摩她新近设计的“茶屋”,其实也是书屋、诗屋、琴屋、梦屋。她设计的是一间单独的亭屋,既有日本和中国风味,也兼容东方和西方的建筑风格。这座小屋撂在一间巨大而空旷的大厅一角,准备参加匹兹堡家居用品展销会,这个会尚未揭幕,人们还在忙著作事前的准备。那儿还有一片别的人设计的不同形式风味的小屋,“茶屋”鹤立鸡群跻身于群屋之中。它一眼就引人注意。一看就让人喜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只是居室,我真想拥有这么一座小小的房舍,感觉它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它同血腥和邪恶没有关系,同侵权和维权没有关系,同维权的方式之争与时下流行的时评文章没有关系……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电台打来的,采访的原因是:中国沈阳有一处叫苏家屯的地方,被揭露有一座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内设有焚尸炉,每天冒着白色的青烟。此处集中营内关押了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人进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而是陆读死在里面。这些人都是被折磨致死的,死前器官被医生摘除,由警方对外出售……

这消息几近令我窒息,感觉沉重得难以承受甚至难以置信!

我握着手中的笔,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写和写些什么?抨击、揭露社会黑暗,还是在笔下探索人生梦幻和浊世之外的隐逸生活?我置于极端的矛盾中,心灵仿佛因撕裂而滴血!

接下来,又是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消息: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旅管系02班,全班同学因参与支持维权律师活动,受到警察镇压。警察先抓了班长鲍莹,消息传出,受到海外关注和呼吁,鲍莹释放了,又抓捕了另一个大学生刘西峰,扬言要重判他15年。其间,一位勇于向海外媒体发出呼声的黄琦同学也受到随时可能逮捕的威胁,该班别的同学也同时被人软禁。

大学生们要支持的律师是维权活动中被警察和流氓毒打的郭飞熊,他们要为在维权活动中受到侵权的律师伸张正义,要上法院控告、要求“依法”追究警察和流氓。单纯的大学生们仅仅只是要求依法维权,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为这个社会所容忍,他们之中的人就有可能因此而长期失去人生自由!

当下的中国需要真雷神出现!!!

法!法律!中国你有“法”吗?!有“法律”和“舆论监督”的什么框架存在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中吗?有现实生活中的公正与自由吗?一切持信仰自由者、持政治异见者或从事维权活动者,如何措词“表白”都是无济于事的,都难免成为专制者骨子里、眼瞳中的“敌人”!都是其从灵魂到肉体绝灭的对象!这个体制本身对所有具有“自由意识”的人都怀有敌意,不管你如何回避、如何“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你不想与人对抗,别人要对抗你。你诉诸“法律”,别人以“黑社会”方式对付你,“执法者”本身无法无天!你考虑现实环境中的策略,但不等同于放弃原则、形同卵蛋,本质上认同和从属于专制政治。你维权,他侵权,他根本不给你任何权,你有何权可以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乃至自由组党和民选万众公仆?!哪一项权利在现实中是兑现了的并真正为你拥有?!维权就因为权利被垄断、权利被侵害,所以必然不排斥起而抗争。抗争就是合法,抗争就是政治!在一个无法可依的社会中,奢谈“依法维权”并在维权中“去政治化”,等同于承认专制“立法”、等同于安于极权体制、等同于放弃人类生而自由的权利、任暴虐践踏和宰割!面对这种大实话,不要对人反而“倒打一钉耙”、轻易指人“情绪化”、“非理性化”、“自视立于‘道德’的至高点”、“站着说话不腰痛”,自有天生挺直腰杆、不因共产党的牢门太低而隐忍弯腰的人。这类人在中国人中过去有、现在也有!他们的勇气来自精神的高度而非世俗社会层面“道德”的层次!这里,仅就现象而言,不确指任何人,但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区别并具清醒意识。

人们敬畏的“法”,既对民众有约束、也对执政者有约束,不能让他们享有特权、置身法外、并任由他们对“法”进行解释。公正的法尊重并维护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并真正保护公民的各项正当权利。而共产党的“法”是一党之法,建立在“党文化”的基础上、维护的是一党专制,从毛泽东开始到今天的胡锦涛,人们观察多年、未见胡锦涛同邓小平乃至毛泽东执政纲领和性质有别,反而在打压并严加控制言论自由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贯彻执行其前辈“暴力加谎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代一代的人,就这样,从童年到终其一生都束缚于共产党“法律”的紧箍咒动弹不得。如果今天谁还在相信共产党的“法”、继续仰首渴盼这个罪恶体制“一点一滴”的改变,纯属思维扭曲和心理失常!就“民主墙”一代人、包括其中年长的我个人来讲,就曾一次一次相信法律、相信有法可依,但仍然还是一次又一次被人“立案”、“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我这一辈子,先后就有六次因“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被“依法”丢入共产党的黑牢。别人曾问我:“你事先不知道吗?为什么不跑呢?”我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跑呢?”再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都是共产党“法律”的天罗地网,对于那时的人来说,往哪儿跑呢?!跑也跑不了,躲也无处躲,丢进黑狱就等于沉入黑渊。不象今天的人有幸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共产党动什么手脚,就环球雷声滚滚、满世界发出回应,谁也不敢无端“非法”公开打压你、封杀你、整个儿置你于灵肉湮灭。而象我这样的人,被人封杀、打压已大半个世纪,短暂的一生都快完了,至今还不能在大陆享有一个公民的“出版权利”、还不能让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与同时代人见面。我是否因此应放弃生命抗争、等着“积累”和“挤出”子虚乌有的精神生命自由的空间呢?由人“安排”并木然承受“寂寞身后事”的人生结局呢?!结论必然是相反的。一个人如此奴性、任人主宰自己的一生,这对自己负责吗?!在后人包括同代人面前不自觉赧颜吗?!这样做,等同于自己对自己犯罪!

我呼吁中国要有真雷神出现,霹雳一声,而不是放阴屁,继续“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默。“沉默”地被人送进集中营;“沉默”地被人开膛剖腹摘取器官、高价出售;“沉默”地面对专制警察的枪口、并从“枪口”中窥探“自由”与“法律”;“沉默”地被人投进血肉和精神的“焚尸炉”而最后只好彻底沉默?!

沉默没有风险,沉默最为安全,沉默符合专制者“法制”的要求,沉默不会使“弦”绷得太紧而突然绷断。中国人,你说究竟应该怎么办?面对维护自己的权利,自然不同的人方法各异,众说纷纭也是正常现象。但是,难道就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的尺度?!

做人就理应“免于恐惧”和无所畏惧

最后,我对海内外所有“不怕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怕他”的人表示尊重!对现实和历史中始终如一的从“民主墙”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表示肯定!对国内的高智晟们和海外的袁红冰们表示认同!丁子霖们有自行表述的权利,人们对不同观点应持理解和兼容的态度。不管丁子霖对维权乃至民运、法轮功持什么看法,她仍然是一位“天安门母亲”,不能也不宜以“马列主义老太太”一言以蔽之。“天安门一代”如今已届中年并饱满成熟,这个年龄段中的王丹、盛雪、费良勇等一大批人长期坚守信念、从不退缩、言行举止光明磊落,已成为未来民主中国的中流砥柱!如果有谁出于“明哲保身”的“理性”而远离民运、而自视清高就由他去。只要其对自身灵魂和性情是否扭曲和不洁有自知之明!!!

一个自由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免于恐惧”;也应理直气壮地无所畏惧!“人”怕“人”、包括象怕这个世界上的“恐怖主义”似的怕“共产党人”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最大的荒诞!

另外,在此顺便谈一下袁红冰。关于袁红冰其人,我以为不读袁红冰、不解袁红冰;读了袁红冰,未必懂了袁红冰。如果我们对共产党体制内的某些“反对派”敬重有加,为什么却视袁红冰似有“不可容忍”的“前科”而揪住不放?我认为袁红冰“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正是忍辱负重,也是他人生自由选择。国内高智晟、海外袁红冰都是“不怕共产党”的人,当然这类“不怕”者远不止他们两个,而是具此品性的人越来越多。我读袁红冰的四部、六卷文学作品,首先读出他从未信仰共产党;然后读出一个不拘泥“大我”、“小我”界说、不舍弃“理想主义”传统的人;读出他的不痞俗、不功利、不失落于共产党的思维框架和新、老“美学趣味”的规范标准;读出他的作品形式表现上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写作”迥然相异;读出他的诗化艺术风格和绚丽的文彩;读出他的“辛弃疾”似的风骨和常人中罕见的生命“血色”和正气!而后者正是一个人生命不“失血”、良知不“失守”的体现!所以,正是象袁红冰这样一个气血旺盛、精神头角峥嵘的人,无论从政治角度或法律角度,无疑都具备跻身“共产极权制度”审判者群体、并成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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