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由中国四川省暴政观察员周晓艳转自大纪元报供党员和读者阅读，此文的链接网址是：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12/11/n10904430.htm 谢燕益律师专访：有人害怕这国家走向正常
谢燕益律师和女儿近照。（大纪元）人气: 5507【字号】 大中小更新: 2018-12-17 4:15 AM 标签: 谢燕益, 孙茜, 中共酷刑, 法轮功真相, 709案
【大纪元2018年12月17日讯】谢燕益，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因仗义执言，屡遭中共打压，上月又被当局注销律师执业证。以下是大纪元特约记者对他的访谈纪要。
记者：您刚刚被注销了律师执照，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谢燕益：“709”事件我被关押了553天，是被取保放出的，然后我发表文章，接受采访，继续为自己、为“709”弟兄们及一些冤狱奔走呼告，他们会觉得我“不听话”吧。尤其我介入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案子，因为此案有国际影响，超过十个律师曾被官方通过各种方式威胁，最后都被解除了代理。
今年5月律协就调查我，害怕我作为孙茜的辩护人出庭，庭审那天，我去现场参加旁听，他们竟然不许我进去。
他们注销我的执照，是因为害怕。为什么会害怕我？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制造冤狱的，作为孙茜代理律师，我见证了这个过程。
有人害怕这个国家走向正常，“709”后，对律师的打压仍在继续，但凡和官方“死磕的”、坚持说真话的律师，就会受到警告整肃，甚至被吊销或注销律师执照。
记者：您可以讲讲孙茜目前的情况吗？
谢燕益：现在，他们居然采取威逼、欺骗的方式，迫使孙茜放弃律师、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放弃自己的加拿大国籍！你可以想像吗？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据我知道，昨天又有家属聘请律师见孙茜，她表示不见。最后在律师坚持下，孙茜带着黑头套被押过来，对律师只说了一句：“我不需要律师，我已经有了政府给我指定的律师。”扭头就走。
为什么？匪夷所思啊！她被抓捕后，遭受过酷刑，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可以想见，为达到目的，他们还用了其它软硬兼施的手段，非常卑鄙的。
现在需要在国际上为孙茜呼吁，中国司法整个被血债帮绑架，不可能有一个司法公正的结果了。在外交层面上，加拿大政府应该对此事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应该保障她的人权。
记者：你被取保后三天，就向外界曝光了里面的酷刑，您不害怕再被抓进去吗？
谢燕益：释放我之前，他们无数次威胁我：“不准见记者，不准曝光，不准写文章，否则还会把你抓回来，你的家庭也不会安全，都没有好结果！”
我个人曾遭受了饿饭、不让睡觉、扇耳光、殴打、虐待等迫害。2015年10月1号到10月10号，我还听到了楼上有人遭受酷刑，似乎是电击，有重重摔到地上的声音，呻吟声、哀求声，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现在看来，可能是胡石根先生或是王全璋律师当时在遭受酷刑。
在里面时我对自己有过一个诺言：如果出去，一定第一时间把里面的酷刑披露出来。所以回来头三天，我一直睡不着：曝光还是不曝光？怎么曝光？
妻子虽也是性情中人，喜欢仗义执言，但不希望我再参与这些事，她已经承受太多。我很矛盾，一家人的团聚来之不易，我们要抚养三个孩子。
在里边，他们给我看儿子的录像，还有刚出生女儿的照片，多次以此劝降：不要太自私，想一想你的孩子。我觉得两个儿子经历一些苦难，对成长未必是坏事，但对我的女儿，确实不公平。由于我的选择造成的伤害，最后竟是由孩子来承受！
但不曝光我对自己没法交代。我非常害怕，非常焦躁，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人面对了一个世界。说心里话，那个时候谁也帮不了你，灭顶一样的压力，至少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真的非常害怕。
选择是很艰难，但任何代价都不能用良心来交换吧，这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理由。其实很多人，包括那么多大法弟子、一些政治犯，在这种煎熬中，不也都选择了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吗？
所以出来第三天，抱着要再进去的想法，我把酷刑披露出来了。
记者：您可以谈谈您的“选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吗？
谢燕益：我在里面时，两个儿子的遭遇就不说了，举个我出来后的例子吧。我因参与法轮功的案子被报复，被调查听证，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被摁在警车里的时候，我听到了女儿的哭声，那时她才2岁，我在车里很难受，这是我接受不了的。我女儿看着他爸爸被警察带走，后来又看警察拖走了她的妈妈。而爸爸和妈妈是最能保护她的。
我接受不了不是因为我受到凌辱，而是为我女儿难过，她在妈妈肚子里时，她妈妈就被抓进派出所，不给饭吃，不让休息。从她出生的第一天，她妈妈就被逼迁，她跟着妈妈流离失所，为她爸爸的自由奔走！
我无法和女儿解释，这种苦痛惊吓只能由遗忘来医治。我女儿特别特别懂事，自来熟，见人就主动示好，跟人熟了就抱在一起。正面的理解她是适应环境，负面理解，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天天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作为一个律师，我还被媒体报导关注，但有多少上访户、法轮功学员、政治犯，他们被绑架被残害，死在监狱里面，并没有人关注！
记者：“709”事件的起因也和您有关吧？
谢燕益：其实我性格是比较被动的，做律师天天接触冤狱，都有些麻木了。
而恰恰那时，跟徐纯合一样，我也是孩子的父亲了。我看到徐纯合暴尸在火车站，旁边围着他的三个小孩和年迈的母亲，官方说他抢枪袭警，他是被当作恐怖分子在孩子老人面前被击毙的！他能拖家带口去袭警抢枪？
同为人父为人子的角色让我无法接受，所以我仗义执言，先是从技术层面分析了现场，发了检举警察涉嫌故意杀人的法律意见，没想到网上迅速发酵。网友又给了我他母亲的电话，我更不能推卸责任了，第二天我就义无反顾去了庆安，明察暗访，并把真实消息发到了网上。
接着全国各地的很多网民和律师都赶往庆安，去声援，去举牌抗争，他们不计个人安危，不约而同到庆安，其实是一种愤怒的爆发。
从庆安回北京后，央视就定调了，说民警的枪杀是合法正当的。于是我和谢阳等几个律师又起诉央视，这成了“709”的导火索。
其实我就是比较较真，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我的人生福祸都因为这个吧。
记者：您不觉得您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为家庭负责就行了，岁月静好。
谢燕益：现在的中国，食品、土壤、水，甚至你吸的空气都是有毒的，避无可避啊，就是挖个耗子洞钻进去，你都躲不了祸，你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吗？哪有岁月静好？
1949年以后，集权造成的人道灾难屡见不鲜，每天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命运没有把你摆放在那儿。如果你不去面对，那这不幸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在你身上。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有了老婆孩子以后，我作为父亲，作为丈夫，尤其作为一个律师，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面对这个险境、不去讲真话，不去追究违法犯罪，社会就会继续烂下去，那大家迟早都会遭殃，对于我的子孙后代，我认为也是在负责啊。
如果有人认为岁月静好，他肯定要有一个扭曲的方式来应对，防范被伤害，他才能存活下去。他是正常人吗？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愿意被扭曲，反而被社会边缘化，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到底是我不正常，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对于强者来说 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
记者：可是您觉得您能改变现实吗？
谢燕益：我相信心念造物，一诚动天下，这个国家是我们一闪一念造成的共业，改变不了现状，可能因为我们诚意不足，意念还不够坚定，正念还不足够吧。
我发表文章，写法律文书及辩护词，都尽量站在善的立场，周永康也好、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枪杀徐纯合的警察，包括背后的黑手，我都希望他们能醒悟，得到救赎。你昨天作恶，今天停止，马上积功累德都未为迟晚。我相信善的力量无往而不胜，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一般我不会轻易投入一个案子，但既然投入，做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会力所能及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做我该做的，做正确的事，无愧无悔。至于说结果，一切交给上天，一切都有定数，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大环境，但也不必患得患失吧。
记者：您在文章中写过“40岁是坐牢的最好的年龄”？
谢燕益：进去之前，我就写了我的座右铭：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
我认为，如果太早经历了不堪承受的苦难，人可能会被扭曲、打垮。而40岁的我，历经了人生的各种无常，在知识上已有积累，对人性、社会、历史都有了比较深的感悟，所以被抓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磨难来得正好，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是灵性觉醒、生命升华的一个条件。对于强者来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从我个人的命运来讲，我觉得磨难是上天对我的恩典。
对一个族群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了这么多苦难，经历了文革浩劫，但很多人还没觉醒，还没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我们能不能对得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
记者：现在您的很多想法和普通人甚至与律师同行都不一样？您会有孤独感吗？不能做律师了，您不担忧以后的生活吗？
谢燕益：经历了“709”，现在不管是受迫害的律师还是其他人权律师群体，大家都有不同的选择。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使命，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
我一向都有点孤独，早在2003年我起诉江泽民，那时就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后来包括推动和平民主、参与维权案件，我都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区别就是，“709”之前我还耐不住孤独，不甘于寂寞，现在我很享受孤独了，这种孤独不是坏事。
之前我可能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认可、建功立业等等，之后我对这些能淡然一点了。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我更关注自己的修行和家庭，更在乎自己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出来之后，我每天都坚持打坐2个小时，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会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为社会、为别人。职业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决定人未来的还是自身的不断觉悟，能不断地去面对，去勇于承担责任，而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对责任的担当。
我有三个小孩子，我们两口子的压力都比较大，但我觉得一切都会有安排的，你不会没有事情做，你也不会没有饭吃，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
我们都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
记者：听说您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她应该很懂法律了，生前她难道不认同您吗？
谢燕益：首先，我母亲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当年我姥爷为了找出路，参加了中共党搞土改，进城之前休掉了我姥姥，找了小20岁的“革命的伴侣”结合了。那时我母亲还非常小，心里肯定有阴影的。
文革时，她也特别恐惧，不知道是跟着人贴大字报还是不跟着人贴，后来她参加了武斗，被打得眼冒金星，恐惧。后来她成为中国最早的律师，又因为不够圆滑被当地司法局排挤。
我起诉江泽民的时候，母亲和我断绝关系，不让我在家里住，她不是不懂法律，她恐惧。我被抓后，她恐惧，一个月后就很快离世了。一直到去世前一天，她还订阅中共的报刊，家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书。她大量高价收购纪念毛泽东的书，还有像章，多贵她都要，喜欢，实际上也是恐惧。
我母亲根正苗红，作为被中共被彻底洗脑的老党员，她崇拜毛泽东，把毛泽东当作父亲，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她一直歇斯底里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认为她的一切都是中共给的，她意识不到她是共产运动的受害者。她没有能力爱别人，不接受任何人的爱和善意，对人性深度怀疑，甚至连天性都快丧失了。为了所谓的革命，不管家、不管孩子，甚至亲人的生啊、死啊，都无所谓，她内心深处都被扭曲了。
按照传统，陈世美抛弃妻子是令人不齿的啊，传统美德讲糟糠之妻不下堂，我姥姥给姥爷生了这么多孩子，姥爷竟能抛弃她，禽兽不如嘛。当时很多党员进城后都找借口这么干的。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是被中共直接伤害的，跟着中共的，像我姥爷这种人，也是被它毒害的，被它的谎言蒙蔽，相信唯物主义、斗争哲学，为了革命无恶不作，以“革命”这种高大上的名义，休掉原配去娶小老婆，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我的家庭里，都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我姥姥是受害者，我母亲是受害的，我姥爷也是！
每个中国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乌托邦红祸的毒害。你去发现吧，母亲父亲，爷爷奶奶，你的亲人里边，如果人格上有问题，偏执，或缺乏爱、缺乏善、缺乏包容，都有仇恨这种东西，一定是受到了共产极权的毒害。
我懂事以后才反思这些，现在自己也竭力去克制，我和我太太吵架，极端的时候也打孩子，这里面都有仇恨，有性格里那种偏激的东西，都是红祸运动的毒害。
所以我也很同情像傅政华一样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专制极权的最大受害者？尽管他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原谅他，他也有妻儿老小。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这个体制扭曲了所有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朋友的关系，现在都被异化扭曲了。但人性中的良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给人洗脑就能彻底抹杀的，我太太就有那种先天的贤惠。
记者：那您怎样让您的孩子避免中共的洗脑教育呢？
谢燕益：集权体制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红二代官二代生下来就比你有钱、有权，有更多教育、就业的机会，而我们老百姓只有很少的生存的空间。
我们不得不珍惜一点一滴夹缝里的机会。一方面，孩子能上学，我们就感觉庆幸了，它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不让我们孩子上学。另一方面呢，我很无奈，没有办法，极端功利的应试化教育、扼杀人性，红色的洗脑，假大空，什么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一些伪道德，什么伟大复兴、中国梦什么的，都跟自然科学、常识、数学、语文、英语捆绑在一起。你能让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要听老师的话？可能吗？不让孩子系红领巾？不系红领巾孩子连学校的门都不让进！
这些系统的洗脑，无孔不入渗透在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的方方面面。这个历史被篡改了多少？法律层面上有多少意识形态的东西？宪法里掺杂多少政治私货，有多少一党一派的专制余毒？但它以伪善的面貌出现，它站在道义高地上，不要说孩子，就说大人，有多少能识别？
现在我唯一能做就是让我的两个儿子打坐、修炼，相信神明的存在，有敬畏之心。
记者：您似乎特别喜欢“和平民主，天下为公”这八个字？
谢燕益：“和平民主，天下为公”这幅字，是我专门请一个叫陶禾子的朋友写的，他是大法弟子，妹妹因法轮功信仰被绑架迫害，判了三年。我曾经给他妹妹辩护。这几个字就是我对中国社会的展望了，追求国家的和平转型，追求一个人权至上、文明法治的国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附：谢燕益近年经历
谢燕益，43岁，祖籍广东电白，
2003年，谢燕益起诉江泽民，起诉他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2015年5月，到哈尔滨庆安调查“庆安枪杀案”，后与众多律师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举报警察涉嫌故意杀人，这成为“709”事件的导火索。
2015年7月被抓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553天后出狱。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孙茜的法轮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录音整理：大纪元特约记者孙居正，责任编辑：苏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