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由中国民主党四川省暴政观察员周晓艳转自大纪元网供党员和读者阅读，大纪元网的链接网址是
https://www.epochtimes.com/gb/8/10/2/n2282905.htm 投书﹕诀别
张大伟
【字号】 大中小更新: 2008-10-02 5:37 AM 标签: 中共暴政
【大纪元10月2日讯】我三岁丧母，父亲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最后在德清山区自立门户。我便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全靠老祖父把我从小扯大，还培养我上学读书，所以我对老祖父的感情尤深。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时隔三十多年了，却不时浮现眼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催我泪下。
那是1970年5月份的一天。当时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十年徒刑，在瑶户牧场“就地劳动改造”。我收到一封父亲的信，说祖父要来看我，来到他家里，要我速去见他。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因买糖到过台湾，而同去的人后来成了反革命被镇压了。于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说清楚，被戴了一顶地主帽子，无法行动。所以他不能陪老祖父来看我了。然而要我去见他，又谈何容易！
我顾不上吃晚饭立刻去找牧场队长。队长似乎很同情，但一口回绝，说这事他做不了主，要我去找治保主任。主任听了又皱眉头又搓手，一边搔头，一边叹息。支支吾吾半天不置可否。愣了很久，最后说：“我和你一起找书记去。”还真是帮忙的，我从心底里感激他。
书记的目光里充满了同情。他跟主任说：“他祖父以85岁的高龄，不远数百里来看望他唯一相依为命的小孙子，如果不让相见，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但如果去请示一下公社干部，肯定被呵斥，如果不请示，这劳动改造的“罪犯”谁敢放出去？”主任则一个劲的叹息着。
最后还是书记作出了决定。准我一天假，天不亮我就走，不要让人看见，晚上务必回来。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
从书记家出来，我就在盘算向谁借一辆自行车，否则三十多里的山路来回至少花费五、六个小时，只有一天假期啊！可有谁会借车给你呢？且不说政治上的压力，当时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一个正劳力一年的分红(那时劳动报酬每年一结，人们称作分红，实为工钱，并非红利)，说舍得让你“无偿使用”呢？
我硬着头皮去向一户邻居生产队长商量，出乎意料，他一口答应，叫儿子把车钥匙给了我。我兴奋得一夜未眠。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晰的蛙鸣，我听出了大蛙与小蛙的区别，想起了“蛙声呱呱报平安”的诗句。还有那此起彼伏的犬吠声，似怒，似骂，如怨，如恼，仿佛黑夜便是它们的世界。
终于听到了鸡啼，我悄悄起来推车而出，到了大路，翻身上车，迎着鱼肚之白的天空，一路多下坡，车像飞一样，耳边只听得飕飕风声。
到了父亲家，天濛濛亮，祖父还没起床。我连忙上楼见他。他已披衣起坐，但我没有听到他每次起床时发出的清脆响亮的咳嗽声。我叫了一声“阿爹！”，眼泪就挂下来，再也说不出话。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向清健的祖父却显得难以置信的苍老。他的双眼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但是他显得十分平静。他说：“你来啦！怎么倒允许呢？今天你能不能晚一点回去呢？”
祖父对我从小的教育十分严厉，他是我童年时最害怕的人，但也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他一向以做人清白而自豪。他经过了没完没了的历次政治运动，平安无事。可是为了我的事，被牵连，抄了家。然而他，没有一句责备我的话。只问我现在过得还好吗？我拿出一包自己制作的笋乾和十元钱给他。他显得很高兴。
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这几年分别之后的情况，他是如何应对造反派的抄家和责难。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的两个内弟(我的舅公)和长子(我的大伯)去年去看他的情况。这三位仁兄因吸毒而被我祖父断绝来往20多年了。我庆幸他们最终获得了我祖父的谅解。我小时候，祖父一直把他们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我。所以我直到现在还不会抽烟。
我知道他平生最痛恨我大伯，他称他为“逆子”，是“家门不幸”。我祖父从一个农村孩子到街上做学徒，打工到合伙开店，独立经营家庭作坊，撑了一份不小的家当。在农村老家买了不少天地，造起了很大的房子，也算光宗耀祖。谁知我伯父瞒着我祖父把家产变卖一空。在这之前，祖父把苦心经营的，已初具规模，可以日有收益的“ 糕作场”—-现在叫食品厂，全部交付给长子管理，却被他几年内抽逃资金，吃喝嫖赌全部败光，只剩下空荡荡的十隶房子。祖父当机立断，立即关店。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宣布破产。这样才算是保留了这点房子，他就是靠这点房子收租金供我上学的。
关店之后，全体职工遣散回家另谋出路，哥奔东西。我伯父及我父亲也在此列，当时每人给20担米，去自谋生计，也就不追究什么责任了。谁知我大伯却又把老家的祖产全部卖光，这一下，我祖父无法容忍了。于是跟他一刀两断，不相往来。后来我伯父当了一个营级军官，在淮海战役中投靠了解放军。却成了反革命分子，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终于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后也一直在苦难中生活。祖父每每提及，总是说， “他对我不孝也好，省得我一直为他难过。”
祖父反复地告诉我，“你大伯特地从嘉兴到西塘来看我。我知道他日子也不好过。但我看到他身体很好，虽然瘦了点，精神却硬朗，所以很放心。”他不停地反复地说着，眼睛里充满了喜悦的光芒。不过他常常把“你大伯”说成了“你哥哥”，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我的父亲。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长年累月，没有小辈来看他，是多么寂寞和苦痛的事。即使是孽子、浪子，现在回头来看他，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激动啊！
祖父还对我说：“我们应该感激你大伯才是。要不是你大伯把我们的家产散了，我们说不定成为地主，遭受更多的苦难呢。”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子之间的前嫌终于尽释，双方达成谅解，也算一件幸事！
继母上来说我祖父太兴奋了，怕他过分累了，劝他休息一下，叫我到菜地去劳动一会。于是我整地去了，直到傍晚。
草草吃过晚饭，分离的时候到了。大家心里明白，这是祖孙二人最后的一次见面了。我最担心的是耄耋之年的祖父二人的生活。1958年以前，房产被“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有，每年只付给租金的20%作为定息。我记得是18.60元，在当时两人还可苦度光阴。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说拿定息是一种剥削制度，被彻底废止。这样两位老人的生活就没了经济来源。因为所有的子、孙都在自顾不暇。
自从取消房租定息之后，我祖父以80多高龄，沿街叫卖“茴香豆”，以维持生计，但遭到红卫兵的冲击，说是资本主义尾巴，而且蚕豆属于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不准私人贩卖。于是红卫兵把所有的茴香豆拿去无偿分享了。两个老人的生计再次中断。现在我被判了刑，还有谁能接济两位老人呢！但祖父却说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卖茶叶水。那冬天怎么办呢？“冬天嘛，也太冷，反正走不出去。”祖父喃喃地自语。他最后说：“你别管我们了，只要自己当心就是。”他的双眼充满着迷茫，但没有眼泪。
我默默地推着车，走向屋外。祖父送我到门口，向我挥手道别。我缓缓上车，没有回头看他。这是祖孙最后的诀别，我不忍心看到他绝望的眼光。
后记：
同年7月，结束“就地改造”的政策，我被押送去衢州十里丰农场。12月，收到父亲来信，说祖父已经去世。
1979年夏天我刑满回到西塘，我与祖母共同生活。祖母说，祖父临终时，衬衣袋中还有10元钱。我问是不是两张5元的，祖母说是。原来就是我当年在父亲家给他的。他在最困苦的时候，也还是舍不得用。
1979年秋天，政法机关对我宣布平反。
写于2008年7月25日(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