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添成转自多维新闻）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只有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在这一轮中国经济下行周期中，中共高层开出的药方是去产能和去杠杆。但谁的产能过剩了、又是谁陷入债务杠杆？答案可能是中国国企。但是什么使得中国国企陷入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的境地呢？
北京时间5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工资改革方案，目的旨在改变激励机制提升国企绩效。同日，对困扰中国国企经济绩效问题的根源，香港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成钢，接受港媒凤凰财经采访时候给出了答案。
去杠杠已不能拯救中国国企
在许成钢看来，“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去杠杆，所谓的高杠杆率只是病症，问题在疾病本身。就像一个人发烧了，问题不在于降烧，而是找到发烧的原因，要治病。国企改革的问题在于软预算约束，如果不解决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所谓的杠杆今天降了，明天还会回来”。
所谓预算软约束，最早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参数，如价格、投资和税收等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企业总是能够通过和政府谈判来改变面对的约束条件。“如果国有企业遇到财务困难，国家将用减税、优惠贷款、财政拨款、承担亏损或允许涨价等办法帮助企业来解脱。”“如果这种干预相当频繁，企业的行为准则就会建立在期望干预的基础上。”
“在不受到市场威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盲目扩张，它不害怕破产。国企接到的命令是做大做强，后果就导致非常高的杠杆和产能过剩。所以‘去杠杆’的核心是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归根结底是要在制度上，让国企像民企一样，真正面对市场上破产和兼并的威胁。”
“所谓做大做强的提法本身就存在基本问题，因为经济目标第一重要的一定是效率，把目标定为做大做强，就意味着可能牺牲效率。目前出现的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都是在牺牲效率做大做强带来的后果。企业看上去更大更强了，但是没有效率，出现亏损，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
尽管改革成果存在巨大争议，朱镕基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任上，进行了一系列真刀真枪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图源：AFP）朱镕基开启的国企改革遭停滞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碰到的问题曾经非常严重，债台高筑，企业大量亏损，今天所说的“僵尸企业”在当时国有企业中比例大幅度上升。
1998年起，在新晋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下，中国启动了以“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为内容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这一轮力度很大称为改制的国企改革，有效地硬化了国有部门的预算约束，为其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企改革的原则很清楚。有效的改革，必须重点在政企分开，即政府必须放弃国企的绝大部分的控制权，由此才能硬化预算约束，才能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从基本上提高效率。”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改革在2006年以后没能继续下去，其后出现“国进民退”。软预算约束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新成为中国经济面对的重大问题。
中国国企改革受阻意识形态
2018年1月，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旗帜》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由于求是网是中共理论高地，周新城这一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是否事先得到高层默许，尚不得而知。
周新城在文中猛烈抨击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五常，称“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周文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称，“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由于动辄将国企改革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政治层面，这使得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规定的市场化方向的国企改革，至今还没有出台一份详尽的改革方案和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