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总体上看，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赢利能力低、技术 ││ 进步资源薄弱、负债沉重的局面并无多大改观。如果离开国 ││ 家的扶持，入世后，中国国有企业面对国际竞争的严峻形 ││ 势，很难摆脱机体衰竭、最后不支的命运。大批国企职工下 ││ 岗失业已经引起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简要分析一下国 ││ 企的性质，也许能有助于解读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 │└────────────────────────────┘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要不妨碍个人的经济自由，国有观念本身并不影响人们通过劳动追求财富增长的积极性。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无论私营、还是公营，都可找出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运作规则。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国有企业主要发挥的是与众不同的非经济功能。中共用经济专制的枷锁禁锢住自由企业精神，当然会导致国企改革屡改屡失、功败垂成。
在中国，国有企业无疑是中央政权对社会经济层面上进行控制的一个环节。中共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它利用国企垄断经济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排斥竞争。在全面的经济控制下，传统产业囊括了交通、能源、金融、军工等几乎所有关乎国计民生和利润高、影响大、规模大的企业，还包括利用高新技术创立的产业（如直接获取暴利的电信部门）。尽管这些年一些私、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但国企巨大的躯体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仍无人能比。
这种排他性的经济控制的结果，养成国有企业反市场的特质，也使国家机器变得空前强大，但其企业运作中，则处处体现出要生存又违反生存法则的矛盾，以至整体上不断表现出衰落的迹象。
国有企业除了为中共提供税收和产品，完成建立物质基础任务，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政治方面。它面对民众，充当党政权的代言机构，成为该政权在经济领域内的延伸部份。
企业拥有党的各级委员会、宣传部门、工会、妇女组织、武装保卫等一应俱全。从管理层面看，厂长、经理们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任命的，属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他们和党的政府官员在组织上出于同一系统，使用上可以互换。他们对上级负责，以执行上级党组织意图和表现忠诚为己任。专职的政工干部对工人和其他职工进行思想引导并负责平时这方面的监督工作。职工也不是单纯的生产要素。他们按不同的年龄和工作性质隶属于党的一个基层组织，思想言行变得谨小慎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一度是党所依靠的力量，是政权的基础和构成部份。在社会控制方式尚未改变的情况下，职工同企业之间存在这样的不确定的依存关系。尽管近年来思想控制的效果变得苍白无力，我们仍能从企业每年一度的《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大合唱的嘹亮歌声中，看到这些心口不一的合唱团，在无奈地表演。这种泛政治化的企业文化氛围所培养的，是一种普遍僵化的思维方式。它扼杀了企业沿个性化发展的一切可能。
与政治功能紧密相关的是社会安置功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企业对职工的衣食住行和在生活领域的大部份事务（包括生老病死）都给予关照。上述功能使他们认同企业组织，并产生归属感。这也大大缓解了社会不满情绪。这方面的政绩对各级官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亏损和效益并不是企业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很明显，安置功能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国企是党控党有企业，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组织。这决定了它特殊的运作方式。尽管现在企业改革把经济效益当成大事来抓，但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固有性质。它的中心任务是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巩固政权。
企业发展的关键是创新。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创新意识所依赖的激励机制和自由企业精神是不可分离的。而泛政治化的社会控制效应，则破坏了产生这种精神的基础，也从根本上抽去了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