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有多牛，比一比更清楚。2009年，中移动与中石油总共净赚2491亿元。而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显示，去年500家最赚钱的民企，净利加起来只有2179.5亿元。民企之“小”与央企之“大”，对比强烈，刺人眼目。
从赚钱的角度来说，不少央企已经“脱胎换骨”。刚刚卸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过去7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营业收入与利润更是增长了3倍以上。
从三分之二国企亏损到赚大钱，是好事。但人们已心明眼亮，不再一看到财政收入或国企利润增加就欢呼雀跃，而是习惯追问这些“增加”从哪里来，代价如何 ，以及何所往。李荣融曾委屈地说：“央企搞得不好，要被骂；搞好了，也要被骂。”倘若民众发现，这些大蛋糕非但有从自己身上揩的油，而且最终自己难于分享，骂一骂不也可以理解？
当然，首先还须确定蛋糕是不是真有那么大。摆到台面上的亮丽得分，恐怕至少要减去几个部分。一是靠垄断取得的利润，二是供央企免费使用的国有土地的租金，三是从银行获得的低息贷款所获得的息差收入。至少这些不能被统统当成国企改革的成就，收入“绩效考核”的囊中。长远来看，即便以央企为龙头的国企赚到了更多的钱，还是需要追问：赚钱是国企的基本定位吗？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包括公正规则在内的公共品，保护民众创造财富的可能与成果，有什么理由直接介入大规模盈利活动？
毋庸讳言，很多央企确实在充分利用其政经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制造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双轨制”。
在国有轨道上，国企利用免费的土地，撬动天量的信贷资金，不断扩张投资；依靠近乎完全免费的油气及矿产资源，趁着价格上涨的机会，获取超额利润。而且这样得到的利润，很少反哺社会，更多是在央企内部循环，用来投资房地产，或利用已有的垄断权，向上下游延伸，“打通整个产业链”。
在另一条轨道上，艰难运转的民企，不仅要从原本已打开半扇门的垄断行业中退出，即便在竞争领域，也因面对大国企的“抢地盘”，节节败退。
所有这些，非但无助于民众自由地创造财富，反而有损于基本的市场公正。于是，与大国企一起炒地皮，或与裸官一起财产转移，就成了时尚的选择。任由这趋势发展下去，部分央企不择手段的“保值增值”，或将异化为全面的与民争利，与改革初衷无疑背道而驰。
如果赚钱不是国企的基本使命，如果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有个问题就不得不问，国企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初曾经化私为公，那是认为私有制乃万恶之源。试验三十年后发现，把国有制当成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把整个国家建成一个大企业，这条路岂但走不通，其惨重代价早已众所周知。
历史教训，应当吸取。不能因为今天经济社会形势有所好转，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必须明确，要想生产力提高，要想共同富裕，必须保护民众的私有产权。而要保护民众的私有产权，首先就要求保障民众自由创业，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国企挟“长子”身份以特权介入大规模盈利活动，与此背道而驰——哪有民众自己交税给政府创办企业，反过来与自己竞争的道理？
最唬人的说辞，是为了经济安全。一个经济体要足够安全，意味着它要足够有效率，要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并且能预防像苏联在1950年代末那种因政治原因导致的突然撤资。前两个理由显然不构成国有经济扩张的理由，即便是最后这个危险，在全球化的时代，也已经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规避。因为，不论国资、民资还是外资，只要他们在中国注册生产销售，就属于中国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它只考验一国的法治程度、治理水平，而非所有制形式。
中国的国企已经很牛了。现在，或许我们该回到当初建立国企的原点，用现代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把甜头吃到嘴里。能否以公共品服务国民，攸关国企与社会关系能否正常化，攸关市场经济秩序能否正常化，兹事体大。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