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之二
二、掠夺性的改制操作
中国社会的国企改革，不是建立在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客观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主动选择，更不是建立在维护社会公平原则上的社会变革，而是在国有经济模式走到崩溃边缘后，无奈选择的一种仓皇应付的被动退却。
对民众实行政策性掠夺的国企改革本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绝大多数国企职工遭到的贫困化剥夺，以及国有资产遭到大肆侵吞与蚕食的合法化操作，实质是国家权力在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从根本上忽视民众权益，完全背离社会公平性原则的一场社会悲剧。
人们将国有企业衰落倒闭的责任，归结为国有经济体制的腐败和政府权力的失职，这是中国社会的公有化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被证明失败的自然反映。广大的国有职工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在面临被彻底剥夺的命运转折关头，群起响应起来围攻政府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国家政策对民众利益进行公然剥夺的强制改革下，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的掠夺过程中，直接处在民情激愤的火山口上，政府领导焦头滥额如坐针毡，却无法从这个巨大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这种尖锐的社会对抗，是当年几乎所有进行国企改革的地方领导，都经历过的一次“炼狱”式的考验。
而直接面对这样一种激烈的社会矛盾的责任，是政府派驻到各个企业的改制工作组。每天面对改革企业的职工们要吃饭要生存的汹汹民情，面对人们或理性的争执，或激动的对抗，甚至愤怒的不理智冲动；面对清算、评估、资产出售等等千头万绪的改制事务，当年那些具体肩负国企改制任务的工作组及其工作人员，深切体会和承受了这场缺乏对国有职工政策性公平待遇，所带来的国企改革的沉重与艰难。
在一个经济面临崩溃国力衰竭的中国社会，虽然政府买断国企职工身份的价格只有一年年区区几百元人民币，但要一次性买断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国企职工的廉价工龄，累积起来进行一次性兑现，这笔突然钻出来的“改制费用”，显然超过了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进驻企业的改制工作组，一方面要象当年太湖县政府派驻到太湖电机厂的改制工作组一样，面对“钱只有这么多，但改制必须搞好而且要尽快完成”的硬任务指标，帮助政府迅速从受到群众围攻的动荡局势中解脱出来，维持日常的权力运做；另一方面这些改制工作人员，每天要面对的是群情激愤的国企职工的抗议与质询，引导愤怒的人们正视企业破产改制的残酷现实，说服这些受到贫穷化剥夺的人们，接受一个面临生存无依的被失业下岗的痛苦现实。
作为中国社会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1999年太湖县政府对太湖电机厂的改制，是一场剥夺大众利益的艰难的改革攻坚战，这场改制从一开始就遭到太湖电机厂职工的强烈抵制。但是企业经营陷入瘫痪的现实，已然摆在职工们面前，改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被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搞得一穷二白的人们，确实已经没有婆婆妈妈的时间，去同政府认真纠缠一个公平合理的结局。
“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目标下的进行的改革，最现实的需要就是赶走绝大部分职工，通过减员增效的措施直接使生产经营重新复活过来。忽视社会大众的改制措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与冲突，原本是一道摆在改制工作组面前决定任务能否完成而难以逾越的关卡，但嗷嗷待脯的国有职工需要面对的生存现实，却成为改制行动中突破人们僵化的思想防线的重要契机。国企职工等米下锅的无奈处境，竟然成为了中国社会推进国企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口，这无论是对原有的国有经济体制的覆灭，还是对轰轰烈烈进行的国企改革，都是一种莫大的揭露与嘲讽。
进驻国有企业以后，面对嗷嗷待脯、群情激愤的国企职工，被迫站在一片萧条破败的企业废墟之前的改制工作组，他们采取的基本工作模式，大多是以职工们的生存问题为要挟，以思想攻关为辅助，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在软硬兼施的思想攻关同时，不容置疑地推进资产清理、评估作价和破产出售，最后在破产企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经营实体。
要迅速完成改制任务，落实资产处置是最关键的环节。原来被宣扬得多么红火多么兴旺多么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到了真正清算要拿出资金购买职工工龄时，却连一个职工每年区区几百元的廉价工龄费也支付不起。改制所需的驱赶职工的费用，一半以上需要政府的财政资金解决，一部分则必须依靠对企业资产的变现去实现。而面对一个突然走上末路的国有工厂，绝大部分职工心理，根本无法接受一个自己出钱购置资产进行经营、几乎是收拾烂摊子一般的现实。因此，虽然改制工作组根据现实情况，对国有资产的评估作价，低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还是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站出来，参与自筹资金的购买活动。
在太湖县政府1999年对太湖电机厂进行的改制中，除了一栋占地3999平方米的电机大楼，早已在经营中抵押给银行，作为经营资金被企业“吃”光，另外有一座电机仓库也因为已经抵押给银行，而无法变卖出售以外，太湖电机厂所有的国有资产全部被评估作价。为了鼓励购买，所有资产都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大幅折扣进行处理。
库存的成品电机、半成品、材料均按80%折扣并除去税收计价处理，材料仓库132万元积压库存材料仅按20%的价格幅度出售，许多大型的机械加工设备的作价水平，甚至还不到实际价值的20%；改制方案对厂房处理的价格就更加低廉：330平方米的农机分厂标价13.2万元，1200平方米的铸造分厂标价48万元，国道旁边约1200平方米的上下两层微电机厂房标价5万元，400平方米的大修分厂标价14万元，这些厂房的作价水平连地皮钱都远远不够，何况还是一些具备基础生产能力的厂房设施。这是上报给政府的改制方案，后来实际实施的出售价格，比这个方案的价格水平更加低廉。
在这种出售资产的过程中，所谓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早被抛到九霄云外而成为了一句笑话。当然这是出于改制的现实需要，不这样操作就无法筹集到买断职工工龄的必要资金，买不断工龄就无法使用政府强权将这些国有职工赶出工厂大门；引发职工围攻政府的国有企业舞台需要迅速撤除，同样需要在低价抛售中以摧枯拉朽的摧毁性速度保证这种拆除，这也是斩断人们对国企依赖心理的一个最有效办法。这种局势，就决定了必然会有极少数人成为这种连卖带送的资产处置中，发国难财的爆发户，他们从原来与大家一样的贫穷困苦，一跃而成为了所谓“创业能人”、“企业家”。但98%以上的职工却在一夜之间沦为无依无靠的穷人，从一贯的所谓“领导阶级”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虽然眼看那些购买资产的人一夜暴富，心里不是滋味，但事情总是在到了一切成为现实后，国企职工们才发现，这种购买原来是一次有巨大油水可捞的合法侵占，是在国企改革的社会动荡中，对国有资产和国有职工进行巧取豪夺的一次合法掠夺。
这场所谓建立市场经济次序的改革，是以政府对广大国企职工利益的严重忽视与剥夺为基础，与五十年代那场化私为公的掠夺式改造运动相反，而进行的又一场没有反抗余地的掠夺式“改造”场景的操作与再现。这场国企改革，是一次以推进市场化经济为名，而以国企职工的剩余价值和未来命运，为实质剥夺内容的政策性掠夺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