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玲转自凤凰网
内容提示：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
凤凰卫视7月15日《社会能见度》节目：中国家庭教会调查，以下为文字实录：
家庭教会在中国是什么面貌？
曾子墨：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为此我们也采访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解说：于建嵘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小房间来，用于收集和家庭教会有关的资料。他感到，近两年来，随着政策的宽松，他所研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也能够见得阳光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家庭教会的？
于建嵘：家庭教会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国家委托的一个项目，国家有个部门，当时它有一次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多部门开会，有一个部门汇报了家庭教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建议，就是说进行打击，我当时提几个看法，我说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打击，到底多少人，怎么活动，当时汇报时发生争议了，争议了有一个领导说那你去搞清楚，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搞清楚。
解说：于建嵘和他的团队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十多个省展开调查。他们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根据中国宗教事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督教徒约1000万人，但因为家庭教会的大量存在，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这
记者：根据你们调查的结果，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教徒大概有多少人呢？
于建嵘：西方有一些宗教组织，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亿二千万，国内也有一些家庭教会说它有八千万，七千到八千万，根据我们的调查，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
记者：其余的那三千万都来自于“三自”教会。
于建嵘：“三自”教会，应该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因为这个数字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记者：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官方的数据如此之少，而西方的数据又如此之大呢？
于建嵘：官方的数据小，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我到河南省的一个地方去调查，河南省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很多，教会基督徒也很多，发展得特别快，我一问宗教局的领导，他们一个领导陪我去调查，我说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报呢？他说这个不能，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他说，我说怎么呢，他说又不像种树，种树可以多报一点他说，这个报多了中央领导也不高兴，我们一般总的原则往小的报。
另一个方面，可能现实调查地区也有关，关于统计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不好确定，你说什么叫基督徒，你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要发证书，大家知道，那基督徒他说他受洗了，他有些没有，有些叫慕道友，所以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很难统计，就为这个数字我们开了两次会，讨论，请一批各种人士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大概确定在七千万左右是比较确定的。
解说：1950年7月，基督徒吴耀宗先生倡导发表《三自宣言》，即“自传、自治、自养”，号召“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获得全国教徒的热烈响应。到1954年，签名拥护宣言的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占当时全国新教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局面下，根据于建嵘的调查，那时家庭教会就已经存在了。
记者：那当初政府对于这种私自的家庭教会的活动是什么态度？
于建嵘：当时实际上政府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因为你们几个人聚会在一起，聚会在一起也没有，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因为一旦变成，大家几个人聚会，可能政府你们都信教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旦久了之后，它有个固定的场所，它必须固定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讲，你神职人员开始产生了，所以政府是当然要打击的。
记者：这个打击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在哪一年？
于建嵘：打击应该一直到文革之后，而且文革的时候，而且原来“三反五反”“打反革命”那些政治高压下，文革的时候比较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