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在今年《财富》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已进入三十四家，央企就有二十四家。八月四日，中国国资委主任颇为自豪地炫耀，三十年来国企改革的“辉煌”成就。但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不这样认为。
吉林大型国企通钢集团近期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总理温家宝不得不亲赴现场解决就是反“国企改革”的典型例子。国企工人认为，每经历一步改革，工人权利就被剥夺一次，官员就中饱私囊一次。工人们越改越穷，官员们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后沦为弱势群体。
“改革就把国有资产改到贪官腰包，而老百姓就一无所有。”掺著血泪的访民心声，直指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具体成果。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
十九岁就走进职场，她将最有价值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年年名列业务能手，然而一场“改革”，她这位有二十三年工龄的经济师被踢出企业大门。四十青壮，却被迫走上求职无望、求告无门的上访路……
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日子，拖着沉重的步伐，带着失望和无奈的凄凉心情，陈冰迈进了四十多平方米的家，这个曾经是她最舒适的避风港似乎也不如以往那么温暖了。顶着高温烈日，拥挤的公汽，夹着汗水和疲劳，穿梭于人才职业市场，那一幕幕冷漠的态度，拒绝的眼光，苛刻的招工条件不断飘浮在陈冰的脑海中，又一次将她积极找工的热情和信心降到了冰凉的低谷。
十九岁就走进职场的陈冰，将自己最有价值的青春年龄全部奉献给了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业务能手、先进工作者几乎年年都有她的份，然而一场“改革”之后，已有二十三年工龄和经济师职称的陈冰被踢出企业大门。“四十岁的下岗（失业）一刀切，几万块钱就把我们这些人给打发了。”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广西工商银行桂林市分行担任账务监督管理员的陈冰被迫买断工龄而失业。当时工行规定按工龄每年补偿员工两千五百元。工作二十三个年头，按二十一年工龄算，拿五万七千块钱。陈冰表示，这笔补偿金，相当于现在在职员工一年的工资，却买断了老员工的一辈子！
企业改革并不合法
按中国《国家劳动法》规定，十年以上工龄的员工可以签长期合同，没有担任实质领导的签五年以下的合同。有二十三年工龄的陈冰，二零零二年与工商银行的合同刚好到期，却没得到续签。达到二十年工龄可以内退的相关法规也未能在陈冰身上体现。
她谈到，国家政策不能落实，企业特权阶层从中获利。工商银行为了甩包袱，总行自行制定文件强迫下面基层银行达到减员指标，而且给予重奖。各基层银行里的行总为了得到减员奖励，完成总行指标，根本不顾员工的利益。
工商银行内部制定文件规定，合同到期就不能买断工龄。领导欺骗员工：每年都要逐渐减员、裁员，现在是政策性减员，可以买断工龄，往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就一分钱都拿不到。让员工自己掂量看着办，合同到期了，要减员了，就不给你签合同了来恐吓员工。很多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陈冰也是基于这种原因被迫买断工龄。
陈冰说：“有的和领导和不来的，就成了减员的对象。如果要完成总行的减员指标，领导就不会同意你进岗（参加工作职位）。”陈冰曾从事的账务管理监督工作，后来从基层银行收到上一级银行。上面一个正行长四个副行长都不同意陈冰回复工作职位，没有工作职位就意味着被迫买断工龄。
陷入生活困境
与陈冰一起失业的大多数同事都是四、五十岁，他们在工行干了几十年，熟悉的那一套技能在社会上基本没什么实际用处，90％的人没法和社会竞争。而几万块钱的补偿金勉强做个小买卖也不充裕，有些人甚至落个血本无归。努力再找工作的陈冰和其他人一样到处碰壁。
她表示，很多工作岗位都不招聘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打工也没人要。她感受现在社会用工条件太苛刻，社会环境人心也很险恶，应聘过会计类的工作，用人单位要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或是有关系、有家庭背景的人。曾尝试过做品牌代理推销的她，结果亏掉一万多块钱。学习过做米粉的技术，无奈最终没有充足的资金负担门面、设备、租金等而作罢。
陈冰一直没能找到工作，快五十岁的她上有老下有小，面对孩子的教育费、父亲的扶养费、家庭开支，还要交养老保险金、买医疗保险。长期的精神压力，缺乏生活安全感使得陈冰的肺部和腰部近年都出现了病症。她说：“有病也不敢去医院，动不动就是几百块钱，只能自己找点土方子来维持身体不出大问题。我的朋友就有患病没钱及时治疗而去世的。”
她谈到：“一年医疗保险是一千三百多元人民币，养老金去年最低两千六百多， 现在随着养老金35％的逐年上涨，二零零九年提高到三千四百多。买断工龄的所得补偿金根本没法保障交付医疗保险。”
法院不受理的劳资纠纷
到二零零九年，陈冰和她的同事先后上访省市各级相关部门，北京去了九次，但都毫无结果。二零零六年十月，陈冰到北京工商银行总行去讨说法，结果却被关押了一年。
二零零三年陈冰和她的同行们将劳动纠纷上诉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然而“官司打了六年了，没有人管，我们就像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广西高院明确告诉陈冰，根据文件指示，因企业改制，有关劳动体制改革引起的矛盾纠纷案不予受理。
陈冰表示，相关的法律和这改革制度不配套，出了事，没有法律依据来进行判决，律师告诉陈冰，就这个劳动法官司，从法律、文件掌握的证据来看，这个官司应该是100％的赢，但从政策方面来讲不会赢。
陈冰表示，特权阶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进私人的腰包，窃取国家钱财，也把老百姓后半生的保障掠夺走了。中国工商银行现在是上海和上海股票市场最大的上市企业之一，摇身一变成为企业高管的原国企高官们年薪数百万。
二零零八年七月，陈冰一人去北京工商银行总行，指责总行的很多文件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工商银行总行的信访处苏处长就说：“好啊，那你就到社会上去说，你去法院去告，去起诉，你们去打官司，工行有的是钱……”
北京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在接待陈冰时表示，现在是改革非常时期，其他的事情都不谈，都要让开，改革有偏差，也不可能为你们少部分人重新出政策。
“我不知道这改革到底是改的什么，革的什么？中央的改革一向强调要让广大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享受改革的成果。特权阶层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腰包撑满，害苦了我们这些人，”陈冰对此无可奈何，“什么和谐社会，都成喝血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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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骗下岗到妻离子散
文 ◎ 梁珍
石油工人，曾经是中国大陆最光耀的职业，现在却成为很多失业员工不堪回想的噩梦。（Getty Images）
世界五百强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号称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却在短短的两年间裁减五十九万员工。顿时五十九万个家庭的生活堕入深渊，妻离子散的悲剧随处可见。
现年四十七岁的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下岗员工朱先生，当年正值壮年时期，但一纸下岗通知书令他生活堕入深渊。
担任司机的他，原本每个月都有一千两百元左右的收入，但公司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一次性付给他八万多元，他就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没有人管。迫在眉睫的就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由谁来负责？
他认为被中石化“忽悠”了，是被欺骗下岗。“二零零一年公开的减员增效讨论稿中，对全部下岗员工公开声明，失业后养老保险金和医疗部分，单位承担60％，个人承担40％。但是七月份我们失业后，他们就反面根本不兑现，不负责我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问题。”
现今他每年都要自掏腰包买六千三百四十元的养老保险和医疗。“八万元买断工龄远远不够我们负担这笔费用。如果当时知道企业会骗我们，我们根本就不同意签合同买断了。”
“企业效益很好，是国家一级企业，根本不需要下岗。但企业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计划裁减六、七万工人。”
世界最赚钱的公司大举裁员
石油工人，曾经是中国大陆最光耀的职业。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当年中国工人模范王铁人的名言，并不能保证现在的石油工人不掉入灰头土脸的境地。
作为世界五百强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号称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两家公司不仅仅有垄断的产品和价格，而且如果发生亏损，中国政府还会拿出纳税人的钱来进行“补贴”。然而两家公司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一年间却裁减了员工五十九万人，这些人员涵盖了中国国内的各油田、各石化企业，主要以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田、吉林油田等单位为主。
自从二零零零年，这些被以低价格买断工龄而被解雇的员工，不仅被剥夺了工作权生存权，也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面临养老保险和医疗问题等问题，沦入社会的最底层，苦难由此开始。
位于河南的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在那波失业潮中，“爽快” 地一举裁掉公司近十分之一的人员，九千一百五十三名员工被“协解”下岗。
朱先生只是其中一员。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新民党主席郭泉，过去多年来一直在帮助石油公司“被”下岗员工维权，但去年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下狱至今。
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朱先生不堪被骗，生活无着落，被迫走上维权之路。但漫漫上访路，除了面对的是被关押的遭遇外，有冤无处诉，还尝尽了妻离子散的痛苦。“因为没有生活来源，老人、孩子养不起，而且社会地位被歧视和孤立，造成家庭破裂。”妻子因为不堪他日夜被公安监视和骚扰，无奈之下和他离婚了。他一人要负担儿子的读书费用，还要养活两个老人家，苦不堪言。
而再就业之路更是难上加难，过万名失业员工对当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好一点的工作都要求四十岁以下，而且竞争极其激烈，朱先生因为超过四十岁也做不成司机，只好乘一个多小时长途车到省城打短工。无论是搬运工、卖菜什么工作他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应付基本生活费用，至今儿子上大学的学费都是靠借钱来填数。
类似朱先生这样的情况可谓数不胜数，朱先生说，他们单位失业工人因为境遇困苦，跳楼自杀的、精神病的，什么都有，但都被当局封锁消息。后来因为民怨太大，在他们的争取之下，单位迫于压力又重新让部分人上岗，但只限于单亲家庭极困难户。朱先生便“荣幸”地列入重新上岗的名单中，担任清洁工一职，每月拿六百元一个月，即使这么低价的工资和职位已经让同命人羡慕不已。◇
中国各都市登记的失业率高达4.2％，随着各地工厂停工，失业工人能找到街头清洁工机会已是万幸。（Getty Images）
上海十人就有一人失业
上海，这个曾经的纺织大城，因为纺织行业的衰退，造就了大批下岗纺织女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九九二年，上海纺织业在职员工五十五万人；一九九五年，纺织业要裁员，当时提出要下岗三十八万人。
现年五十岁的黄爱娟等五十二万余名纺织工人接受了买断工龄等办法“下岗”。黄爱娟所工作的线带机械厂，并入了现在的国营七厂，小厂的几百名员工在九七年一夜之间失去了生活来源，从原本每月数百元的收入，只获发两年每个月两百四十元的工资就停止了。黄爱娟认命了，当时的想法就跟大家一样，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不夸张地说，上海十人就有一人下岗，几乎家家都有人下岗，所以大家都觉得习惯了。”
失业后生活一下子变得困难起来。“落差非常大，原来是在单位里面搞后勤，福利待遇什么都好，现在做清洁工，刚开始头都抬不起来，但年纪又大，又没有专业技能，根本找不到其他工作。能找到清洁工就算不错了。”黄爱娟托人找了一个清洁工工作，每月四百多元收入。好在丈夫常雄发在黄浦区教育局做老师，每月有过千元的收入，还能熬下去。后来常雄发因为被公安毒打走上维权之路，又被所在单位开除，夫妇俩只能靠积蓄和微薄的退休金度日，甚至为了省钱，每周都要到郊外市场买好一周的菜储存，节省20％的菜金。
“我觉得下岗工人就变成一个动物，没有人管，没有人关心，就丢给家里人来负担，政府和国家完全不理。”常雄发感慨说：“改革就把国有资产改到贪官腰包，而老百姓就一无所有。”◇
上海，这个曾经的纺织大城，因为纺织行业的衰退，造就了大批下岗纺织女工。（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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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为国企工人的噩梦
文 ◎ 华明
一外地劳工在晋江的人力市场等待雇主。（Getty Images）
中国每经历一步改革，工人权利就被剥夺一次，官员就中饱私囊一次。工人越改越穷，官员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后沦为弱势群体。
在今年《财富》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已进入三十四家，央企就有二十四家。八月四日，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颇为自豪地炫耀，三十年来国企改革的“辉煌”成就。
但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不这样认为。吉林大型国企通钢集团近期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总理温家宝不得不亲赴现场解决就是反“国企改革”的典型例子。国企工人认为，每经历一步改革，工人权利就被剥夺一次，官员就中饱私囊一次。工人们越改越穷，官员们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后沦为弱势群体。
经济学家何清涟称，所谓“改革”就是中共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
产业工人抗拒“改革”
七月二十四日早晨，新任通钢“总经理”陈国军上任第一天，近三千名员工及家属，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要陈国军离开。陈寸步不让，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这些话激怒众人，愤怒的通钢员工把他拖进走廊暴打，群殴至少三次之后，被公安武警“抢”回时已满身伤痕，当晚十一时抢救无效死亡。
吉林大型国企通钢集团七月二十四日发生大规模抗议，大批武警被愤怒的群众驱散。（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导致陈国军之死的直接导火索，是工人们得知河北建龙公司二次入主通钢。二零零五年，建龙曾入股通钢，由于企业亏损，遂于今年初从通钢撤股。但六月通钢首次扭亏实现盈利六千余万元，建龙于是又杀回来，终于激起工人及家属强烈抗议。当局不得不宣布终止原定的国企改制重组由民企控股的方案。
据传，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嫡孙，一贯采用低价收购国有企业，大发横财，受到江泽民媳妇的外甥、省委书记王某的扶持。去年张志祥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十名，个人资产超过二百亿人民币。
通钢工人反映，去年陈国军的薪水高达四百五十万元，而一些退休员工每月仅领取二百元津贴。工人从地方到北京多年上访各级政府没人管。“一般（工人）也就是一千三十二，再低一点儿的是一千二十三的样子。”而通钢去年在中国企业五百强中排名第二百四十四位。
国企改制重组已大规模进行二十多年，“国退民进”似乎还会持续下去。但国企每改制一次，就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吉林制药，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不过，国企工人已开始维护自己的权益。
七月二十八日，湖北大型国企武汉锅炉厂上千员工再度发起堵路抗议，抗议厂方将市中心的厂房出售获利，将工厂搬到郊外，让近千员工面临失业。这是三周内第三次发起堵路抗议。工人们打着“反侵权、要人权、争生存、保家庭”、“承诺兑现，还百姓出路”等横幅。当局出动数百名防暴警察到场驱散示威工人，其间一度发生肢体冲突，至少有一人被捕。
武汉锅炉厂上千员工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堵路示威。这是三周内武锅工人第三次发起堵路抗议。图为七月十三日员工抗议现场。（网路图片）
改革前三十年国企危机
所谓“国有企业”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权后，接管了国民党及外商遗留下来的企业，并逐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企业，从私有制改为公有制，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应该说，国企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是中共官员，无任何企业管理经验。
何清涟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一九五二到七八年，员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年积累率却高达21.4～36.5％不等。长期以来，国企工人工资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
改革前三十年，经历毛时代多次运动的中国满目疮痍，经济濒于崩溃，大多国企负债累累，政治信任度降到最低。到七十年代末，当局开始准备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公有制再过渡回私有制。邓小平许诺：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但问题是，国有资产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员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而形成。因此，在九十年代初，当局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工人利益、让员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国企破产加速，当局开始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工人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同时也让一批批工人下岗。
改革三十年来圈钱潮一波波
而在工人失业的同时，当局制定的政策也为官员圈钱（搜刮）制造了机会。自一九七八年起，国企改革交替进行着三种形式。第一是七八年至九零年主要为“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开始虽有成效，但未能改变国企负债累累的局面。
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至九三年十月末，中国已有各类“股份制”企业三千八百多家。但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并未从低效运转中解脱出来，只多了一张模仿国外股份制企业的“结构图”。股东们也不关心企业效益，而是股票如何增值，因此掀起一波波圈钱潮，打造出一个个“零资本”起家，一夜爆发成亿万富翁的神话。
这种改革越改越糟。到一九九八年，国资局官员魏杰说，各地政府都面对三分之一以上面临破产的企业，破产就要破债，这么大的债务量，国有银行承受不起。因此，中国政府想出将大批经营状态不佳的国企经“包装”后上市，通过股市转嫁风险。于是就有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社论，动员民众炒股。
企业开始视上市为敛钱捷径，各级政府也为摆脱财政危机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企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场“圈钱”，此后证券市场与基金黑幕的丑闻不断。九九年，海南“琼民源”造虚假报表，使股价在两年内上升1,000％以上。造假之风就此越演越烈。
如果说国企上市是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向社会转嫁风险，九五年开始的“资产重组”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在股市上圈钱，再次向社会转嫁风险。这第三种改革形式延续至今。
据统计，从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年，资产重组共有二千多起，成为一些亏损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杀手，更有公司多次重组。可以发现，每一次重组都是官员们敛财暴富的机会，他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一个暴富阶级。
多少贪官借用“改革”之名？
二零零一年五月，因在国企产权改革方面“大胆闯禁区”而闻名全国、力主“积极卖光”的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携巨款潜逃国外，在漯河这个四十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城引起强烈震荡。
河南省漯河市，原为县级市，一九八六年升格为省辖市，九二年被河南省确定为该省唯一的“内陆特区”。从九六年起，在程三昌主导下，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卖掉了，仅经程三昌一人之手，就卖掉漯河市二十七家国有企业，人送绰号“程卖光”。
程三昌说，当时的漯河“60％的国企盈利在十万元以下，或处于亏损状态，适值二十家预算内工业企业中有十八家严重亏损，总额达八千四百万元；资产负债率由九一年的56.9％上升为九六年的81％，大部分企业已没有多少资产，可以说漯河经济已到精疲力尽的境地。”
程三昌坚持以拍卖为主，搞公开竞价，让有能力的人和有资金的人经营，以实现劳资本联合。但在实际操作时，程却撇开“公开竞价”，进行黑箱操作，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员工利益屡受侵害。因此，可以说“卖光”只是程为索私利而披上的合法外衣，是与不法奸商勾结，私相授受国有资产的掩护。
在“改革”的名义下，各地政府和企业官员们各显神通，对国有资产大肆瓜分。许多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而中方负责人再从外商那里暗中吃“干股”。据统计，截至九二年为止，在全国八千五百多多家参与中外合资的企业当中，有五千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达四百六十亿元。
太子“巨贪”政企两栖
八月四日，中国国资委主任、被称为国有企业“大管家”的李荣融颇为自豪的说，一九九八年，全国国企一年总利润才二百一十三亿元，现在中央企业一个月利润就有近千亿元。在今年《财富》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已有三十四家，其中国资委管的就有二十四家！”
不过，这些央企也养育著“巨贪”。就在七月十五日，大陆企业排名第一、全球企业排名第二十二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在北京被判死缓二年。
这位被称为“国企第一贪”的陈同海在任时，平均每天挥霍公款四万元人民币；受贿金额接近二亿元，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一点六亿元，创单笔受贿金额之最。据网民爆料，中石化大楼大堂中间的一个吊灯就价值一千二百万元。他因在国企高管腐败案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多而闻名全国。
今年六十一岁的陈同海还是有太子背景、政企“两栖”的“双面人”。他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陈伟达之子。一九七六年，他二十八岁时从东北石油学院采油工程专业毕业，分配到大庆研究院做地质员，自调往浙江省科委后一路高升，零三年三月出任中石化集团总经理，一个月后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在创受贿金额最高记录的同时，陈同海生活作风也惊人糜烂。这就是备受网友诟病的“公共情妇”事件。现年四十六岁的李薇，是陈同海与另一位落马的政坛高官，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公共情妇。有媒体称，三人共同构筑了一个腐败同盟。
浙江媒体人昝爱宗八月七日就人民网驳斥“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91％”发表言论：“我认为还是少的，这些权贵基本上都是100％，全国这些富豪，如果没有跟权利勾结，没有太子党背景和官商背景，不可能赚到钱的，都是用权力来运转，在中国没有法制情况下，没有权力背景，绝不可能成为亿元户，或百亿元户。”
工人与富豪天壤之别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中石化分公司最基层生产车间工作的一位工人说：“我们车间生产出的材料是分公司利润最高、最畅销的产品。我们车间每天利润近一百万左右。”“可没想到我的收入为何这么低，所有工资去除扣款（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税、医疗等），一个月真正拿到只有二千零三十八元。”
他还说，我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在全国应该算中上，但一个月花费下来所剩无几。若想买房，这里房价最起码二千五百元起，公积金不能拿来交首期，要自己交首期才能申请公积金来还债（好像不是我们的钱），就算公积金拿来交首期，如何供一套房呢？奇怪啊！！这就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二的国内第一的企业的收入表。
据中国工人研究网披露，许多企业的厂规厂法把工人视若囚徒；雇主雇用保安打手镇压对其不满的工人或任意体罚、打骂工人，罚站罚跪乃家常便饭；实行抄身制，随意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员工裸体搜身；工人不堪忍受奴隶劳动，还不许辞职，逃走抓回者则惨遭毒打；雇用奴役童工的现象也绝非鲜见。
世界银行今年四月八日发布报告指出，按联合国对贫困人口的界定，中国仍有二点五四亿、近总人口20％每天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世银六月报告，中国富庶的珠三角地区的广东有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可是，中国大陆的富豪人数超过英国，名列第四。
社会危机正在激化
从九十年代国企大张旗鼓改革后，大批员工被迫失业。就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一地，先后有一百多万国营工人下岗，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所在工厂关闭、转产和改制而纷纷下岗。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对上海静安新城小区对四十五至六十岁失业工人的调查中。夫妻双失业的家庭比例高达66％。而且，家庭结构较为相似，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双下岗”家庭中，有50％“碰到经济困难”，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但他们大都相信，“孩子一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零五年九月十六日，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与企业退休员工代表对话。这批老员工都是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退休早，养老金仅四百至六百多元，最高七百元。如此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养活失业的子女，负担孙子辈的生活必须。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捡垃圾卖，捡菜叶吃，如此困境，度日如年。
他们说，退休员工看病人为设卡，交不起“门槛费”，不少人被不合理的医改夺去生命。如：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十二月武重参加“医保”后，死亡人数一百二十人，并有人自杀。轻型汽车公司退休员工、厂办主任周万清无钱看病，吊死在一棵树上，该厂自杀达十余人。武锅退休工程师王印炎无钱交住院费，吊死在职医病房。这样凄惨悲剧在各企业退休人员中举不胜举。
何清涟认为，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当初“化私为公”的革命的一种逆变——“化公为私”。四九年以后，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七八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中共的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分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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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刁民”的觉醒
文 ◎ 胡平
陈洪在博客中说，“我打二份工，白班（七小时）、晚班（八小时）连轴转，每天十五小时的工作，余下时间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网路图片）
世无刁官，哪有刁民？即使在专制社会，“刁民”的据理力争也能使刁官劣绅的贪欲受到一定限制。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公民。
最近，中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刁民”。这个刁民名叫陈洪，家住湖南长沙，自从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建立“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https://chencs.blog.hexun.com），至今不过四个月，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点击量已经超过一百万，评论超过二万九千条。陈洪今年四十八岁，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四年，一九七八年进厂当工人，先后做过会计、供销，当过车间主任、车间书记，一九九六年工厂被兼并下岗。陈洪失业十年，每月领遣散费二百三十元（约三十美元）。
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殊不知“超市”一开张，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税务所，乃至居委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收费，陈洪不堪重负，只好把超市关掉。然后，陈洪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他只好每天十七点以后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仅三十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
由于生活困难，老婆离婚而去，留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从九十年代起，陈洪开始上网浏览，偶尔发表文章。二零零五年，陈洪开始建立个人博客，但两次被人“黑”掉。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过去写的文章贴出来，又写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十月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报导。《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网站邀请他做嘉宾与网友现场交流。
刁民即公民
“刁民”是个贬义词。陈洪为何自称刁民？陈洪首先为“刁民”一词正名。陈洪说：“没有人自愿充当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权贵阶层对不安于现实境况的低层人物的统称。历朝历代称‘为了生活抗捐避赋与权贵阶层言语争辩，而并不违反朝庭法度之人为刁民’。”
陈洪认为，“刁民们的据理力争和监督将使刁官劣绅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贪官、劣绅们的眼中钉。”陈洪宣称：“我只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有限的生存资源而以言语（文章）与地方官员争辩，而并不违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应该说是国家的良民，但却是刁官劣绅眼中的刁民。是呀，世无刁官，哪有刁民？”
由此可见，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平民，也就是敢于和善于行使公民权利的平民。实际上，这些所谓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陈洪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蜕化变质，成了伪改革，所以他坚决反对。陈洪说：“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对工人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权贵和富人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Getty Images）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通，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一句话就把这种观点驳倒了——“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陈洪理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问题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
如今，厂长书记解雇工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觉得这很正常：本来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冗员太多，所以有必要减员增效。但是陈洪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诡诈。陈洪指出，国营企业的厂长本来只是“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厂长并不是资本家，凭什么现在“行使起资本家的权力”？雇主当然有权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并不是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厂子又不是你们厂长家开的，你们凭什么有权解雇我们？
陈洪文章描述了下岗工人的悲惨状况，绝大部分读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写信给陈洪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陈洪反驳道：“我们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说，当初我们年轻力壮，政府要我们一切听从它的安排，要我们努力工作，只付给我们很低的工资，但许诺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可是到后来，我们年老体衰，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而我们过去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则落入贪官污吏之手。
众所周知，毛时代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当年的低工资是以铁饭碗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工人的工资低，那实际上是让工人买下了高额保险，如今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是吞掉这笔庞大的保险费。
洞见与常识
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许多人誉为奇迹。论者多半认定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至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许多论者也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后果。譬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陈洪对此却有不同看法。
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自然资源，工人没有谈判工资的权利与社福保障。（Getty Images）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这并不奇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去年十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就说道：“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为陈洪是工人的先知。陈洪能看清的问题，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说，陈洪的文章也为自己招来了敌人。有人发贴恐吓陈洪：“你的博客会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陈洪一眼就看出发贴者“不是一个普通人”。陈洪机智地反唇相讥：你这不是在给党和政府制造麻烦吗？“万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会说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万一我有个三长二短，世人会说，这是政府官员在杀人灭口。您不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吗？”
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嘛是死亡，要嘛是觉醒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绝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八十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这种形式的改革，我们当然要反对。
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绝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
例如他写道：“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用。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乍一看去，陈洪对中共当局还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政权还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因此，他们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因为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残酷打压呢？
答案就在于，正因为维权活动要面对政府的残酷打压，所以他们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十分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只好降低目标。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获得了集体抗争的手段，他们就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他们必将对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进行大清算。（原标题为“通钢事件后，重读下岗工人陈洪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