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但打小也没觉得我家生活怎么富裕。家中两儿五女，负担自然是比较重。母亲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小学，刚好赶上解放。小学毕业之后我就没学可上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白天上山割野草，晚上回家烧饭菜。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日子过得非常苦，每天睡在楼梯下的走廊里，被蚊子叮咬不说，半夜经常有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路过，我不敢熟睡，时时提防着，生怕一睡着被人家占了便宜。后来哥哥从村里出来了，他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上海的一所女子中学。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上中学的头两年我都是学习委员，后来还当了班长。为了早点毕业，参加工作，我报考了上海机械学校。
1960年毕业，我和四个男生因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西安郊区的一家国防工厂。我的一个上海同学，被分配到上海交大，一只追求我。我开始不依，父母说他成分好，又在上海交大工作，希望我和他交往。我遵循了父母的意思，去西安后一直与他保持书信联系。此时另一位成分也不好的同学，因父母逃去香港，来不及把他带走，也被分配到西安，和我同一个单位。他非常喜欢我，追我追得很紧。后来他的在香港的父母知道了，就写信叫他把我带出去探亲。我们厂似乎发现了这个意图，就把我下放回上海农村。回上海后，我便和在交大的男朋友草草把婚事办了。
结婚一年多，丈夫就提出和我分手。我在上海农村，和他父母一起干农活。他在信里告诉他父母，我是地主小姐，从小娇生惯养，吃不起苦，希望和我尽早分手，让他父母逼我早点离开。他父母总是把最粗最重的活儿丢给我，让我纺纱、割猪草，一日三顿都只能吃地瓜，还一毛钱不给我。
我看了他的信，又难过又生气，决定去上海找他。他父亲不允，我又是被下放到农村的，怕组织认为我不重视劳动，也不敢执意去。既已知道了真相，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跑到上海交大的党支部，反映我的委屈。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不行，我只好告到工宣队。我只想与他复合，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要求他每月给我15元的生活费，先和我回家去。丈夫翻脸无情，说我是反革命。我成分不好，可我是清白的。回到农村以后，丈夫先是到处说，已经查清，我是反革命，要批斗我。一大帮人跑到家里质问我，我当然不认。他们都不相信，还要我交出工分钱。我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工分钱啊！
这样过了好几天，乡政府领导来了，他们安慰我，说事情会查清楚的。我哭着拿出一叠信，这是我写给丈夫单位党支部领导的，希望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寄信要走好几里路，我一直没能把信寄出。我把信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帮我正名。三天后，乡政府叫我过去，丈夫单位的领导们也来了，我一见他们就哭了。原来他们一星期前就来了，一直在观察丈夫是怎么对待我的，暗地里也派人保护我。领导们批评了他，让他继续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乡政府领导看我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人蛮老实，就委托大队帮我安排了工作。领导告诉我，这次丈夫因为乱散谣言被处分得不轻，要和他复合是不可能了。我的第一次婚姻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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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读小学一年级，哥哥读四年级，哥哥本想在乒乓球桌上写“踏平人民公敌”，却写成了“踏平人民公社”。不得了喽，斗得死去活来，打成残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