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红波转自NGO发展交流网
全县唯一的企业养老
从2013年7月起，陈龙源开始每月领取700元的养老金。去年，养老金涨到了800余元。
陈龙源已经66岁。1990年代，他开始外出打工，在广东番禺一家生产烧烤架的五金厂里，先后做过搬运工，工厂小组长。
2012年，厂方以超龄(60岁)为由炒了他“鱿鱼”。上班期间，单位给他缴纳了12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回到开县后，他找到县里多个部门领导签字，补齐了剩下3年的养老金。
2015年2月28日重庆开县，66岁的陈龙源在家里休息。程艺辉 图
返乡后，陈龙源没有再去外地打工，只断断续续在县城的建筑工地干点零活，收入多的时候，一年能挣五六千元。2014年干了10天，挣了1000余元。
他感叹，从去年初开始，经济不景气，即使在当地也不好找活干了。为了节约开销，补贴家用，他和老伴在自家的0.5亩地里种上了蔬菜，还让老伴在家里开了个小超市，卖点啤酒什么的，尽管生活紧巴巴的，但凑合着过。
但在团凤村，很少有人像陈龙源这么“幸运”。
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建筑业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居高不下，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较低，农民工被欠薪比重日渐上升。
团凤村村委会主任罗建国说，据统计，全村300多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仅有陈龙源1人由用人单位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余人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只能领取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据开县劳务办统计：全县50岁以上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人数的15%，有7万余人，大多分布于建筑行业；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工程存在分包、转包现象，这些农民工均在包工头手下干活；目前，全县外出农民工在建筑行业打工的，尚无一例由建筑单位购买了职工养老保险。
我国的农民工有多少？
3月20日17时，国家统计局通过官微紧急公开了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据，称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2013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5.2%，比2012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据此计算出2013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为4088万人。
从高龄农民工的增多，似乎可印证一个常见的说法：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如今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我国劳动力已然不足”并非事实真相，若说农民工数量在减少那更不是事实，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其实是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和就业政策造成的。如果与在家抱孙子、跳广场舞的城市老人相比，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还在干着重体力活挣钱，他们之间差的就是“国民待遇”，是社会保障。而这种情景还在继续扩散。我国年轻劳动力去哪里了？尤其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数以亿计的他们如今在哪个领域就业，我们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也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值得思考。
年老了，苦力“值钱了”
高龄农民工为何年迈还要拼体力外出打工？103名接受采访的50岁以上农民工中，绝大多数说“趁着还能干，多赚点儿”，他们没有职工养老金，有的还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多年来，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型”行业“收入水平较高”。尤其是建筑业，一直在“榜单”中，且“(每年)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18.4%；月均收入从2009年的1625元暴涨到2013年的2965元。
近年来，有关60岁以上的农民工受伤能否享受工伤待遇等争议，越来越突出。
“明星”打工村——重庆开县团凤村的多名村干部说，该村300余名50岁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中，“超龄”农民工不低于50人。
包工头黄德燕感叹，建筑工地农民工越来越难招，即便50岁以上的农民工，也同样难寻，虽然心里对高龄农民工(容易受伤)有顾虑，但他最担心的是“开工时间到了，那些50岁以上的农民工是否还会回来？”
看得见衰老，看不见保障
高龄农民工现象虽然普遍，但它所衍生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其一，高龄农民工从事重体力劳动安全风险更高，而相关保障基本空白。事实上，无论年龄大小，建筑行业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很难享受到工伤保险。而高龄农民工这方面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因为按照现有法律规定，60岁以上的工人不能享受工伤待遇。这一规定引发的争议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在一些个案中，超龄农民工的工伤认定获得司法支持，但总体来看各地并未形成共识。其二，农民工养老日益突出。对重庆开县某打工村的调查就显示，全村300多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仅有1人由用人单位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余人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只能领取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3年初，媒体预计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如今问题有加剧之势，如此种种皆在提示，高龄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如何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农民工权益保障一直是社会焦点问题，高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作为问题的一部分，之所以格外受关注，是因为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需求更加迫切。眼下，要实现全方位保障农民工权益可能并不现实，毕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它涉及包括资源分配在内的诸多制度层面的调整，但率先保障高龄农民工群体，为其构建一条绿色通道，显然相对具有操作性。如果说，农民工权益保障是一个公共服务问题，那么高龄农民工权益保障则是一种底线保障，包括企业、政府在内的有关方面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这边是高龄农民工仍在上阵，那边是地方人口政策造成劳动力荒废，谁能从中嗅出问题所在，并消弭高龄农民工自觉“延退”背后的养老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