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中国作家网
迁徙体验与回流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以贾平凹《极花》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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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秦香丽 2019年05月24日16:35
内容提要：贾平凹的《极花》借助胡蝶的逆向文化休克现象，书写了“大迁徙”时代中国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将城市视为“做人的空间”的乡村女性，在或短或长的城市生活中获得了现代性体验，却因结婚和生育而被迫返乡，复归乡土和父权制文化，从而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关键词：贾平凹 《极花》 迁徙体验 逆向文化休克 乡村女性
贾平凹的《极花》源于真实的“拐卖”故事。在这之前，电影《盲山》（2007 年）、《嫁给大山的女人》（2009 年），电视剧《阿霞》（2008 年）等已进入大众视野。甚至在更早的1990 年代初，笔者已从《故事会》之类的刊物中看到相似的故事。由是观之，贾平凹的《极花》并非孤例，乃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文化现象。事实上，如果越过“拐卖”这一特殊的“返乡”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庞大的“回流乡村女性”群体，她们是：李平（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楚暖暖（周大新《湖光山色》）、九月（关仁山《九月还乡》）、鲍真（关仁山《天高地厚》）、桃子（关仁山《麦河》）、朱颖（《炸裂志》），杨青、钱湘云、罗虹、艾娜（张伟明《姐妹》）等。
不过，有关《极花》的评论基本围绕“拐卖”引发的伦理困境和人性难题。此外，追问“拐卖”的深层原因亦是评论界所热衷的。诚然，我们不能回避胡蝶的拐卖经历，也不能忽视城乡差异所诱发的“文明赓续的危机”，更不能忽视“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命题。只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大迁徙”时代，千千万万的胡蝶们的悲剧命运。丁帆先生以“二次回流”代之，石华鹏先生用“人是如何被征服的，或者说人是如何融入新环境的？”1来概括。两者都是讲文化的融入和适应问题，只是后者的解释掩盖了“新环境”的特殊性，它是胡蝶曾经生活过的农村。换言之，胡蝶虽出身农村，有过近20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回流后仍需经历重新适应和再融入的过程。
回流与季节性的返乡还不一样，它不再是短暂的逗留，而是长久的生活和对农民身份的再次回归，且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回归。“中国农民工的返乡是体制性的现象，它反映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迁移障碍，即流动的阻力。”2业已习惯了喧嚣而热闹的都市生活，面对日益颓败发展缓慢而又单调的农村生活方式，是否还能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平凹的《极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乡村女性逆向文化休克的范本。本文即从“迁徙体验”这一视角入手，运用逆向文化休克的相关理论，探讨《极花》中胡蝶的认同危机，洞悉“大迁徙”时代中国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 迁徙与胡蝶的城市体验
胡蝶其实是没有多少真正的城市体验的。她只是一个跟着母亲收破烂的乡下女孩，在城里生活了几个月。活动范围无非是大街小巷、菜市场，以及城乡结合部的那个出租大院。但这短短的城市生活对她此后命运的影响是莫大的，她所有的生命体验包括认同危机均肇始于此。
美国学者Berry 依据个体保持原有文化及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的不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分别是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很显然，“同化”在胡蝶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历史语境中，向城市看齐已经内化为农村人的自觉追求。抛弃旧我，按照城市的标准塑造一个新我，即是胡蝶的人生目标。因此，短暂的城市体验也就发挥了它巨大的效力。
迁徙对胡蝶的第一个影响是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的习得，在审美方式、行为举止等方面脱胎换骨。胡蝶因为长着一张城里最时兴的墙棱角脸，身材高挑，相貌出众，而屡次被人提及。有如房东老伯，称其天生就该是城市人，又如卖破烂的主顾，对她啧啧称奇。类似于刘高兴的文化幻象在胡蝶身上显露无遗，但她仍以“纯净”等乡土的方式留存于周围人的印象中，她深深懂得唯有以脱胎换骨的方式才能打造一个“现代的自我”。在这里，服饰、发型、穿着打扮、行为方式并不仅仅是审美的需要，更是认同的需要。因此，不值一提的发型变化、高跟鞋、讲卫生等，就担负着巨大的表意功能，成为胡蝶以现代文明改造自我的最直接的方式。
迁徙对胡蝶的第二个影响是现代婚姻观念的初步形成。“进城”乃乡村女性摆脱父权制的重要方式。尽管，胡蝶自始至终都没能彻底摆脱父权制，也无法真正左右自己的婚姻。但她对青文的单相思和对黑亮主动要求“做爱”这两点表明，现代婚姻观念已在她心中萌芽。在胡蝶短暂的城市生涯中，房东老伯的儿子青文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胡蝶自知青文是大学生，二人身份地位悬殊，但还是对他暗生情愫。青文也确实有担当意识和侠义情怀，为胡蝶出面，追回井盖的钱。但因“拐卖”，二人再也没有交集。不过，青文照亮了胡蝶的生命，寄托了她摆脱传统婚姻的全部希望——自由恋爱，借助婚姻完成身份的跨越。
事实上，胡蝶的脑海里一直有两种镜像。一种是传统的婚姻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她母亲，还有圪梁村的男男女女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幻象，是她对青文的单相思，由爱情进入婚姻，彼此尊重。但在圪梁村的日子，爱情是奢侈的，所有的男人都处于“性饥饿”中。小说一开始就展示了一幅农村缺媳妇的图景：顺子媳妇与人私奔，顺子爹因此而自杀；黑亮诅咒城市，对着美女像泄愤；黑亮爹一有空就做石头女人，满足村里光棍的意淫；村长公然将买媳妇当作自己的政绩……源于此，“做爱”便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它再次彰显了胡蝶居高临下的文化心理和稀薄的女性意识。不啻于“大地震”的“主动做爱”行为让胡蝶获得了现代婚姻必不可少的主动权和自主权。
迁徙对胡蝶的第三个影响在于对乡土文明的再审视，以“风景的再发现”的形式呈现出来。“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3显而易见，胡蝶觉得圪梁村的风景有着诸多的“不可阐释”之处，乃是源于乡村文化的“他者”身份。那种典型的启蒙视角下的“风景”，不过是借助都市之眼重新打量之后的再发现，是胡蝶发生了 “认识意义上的颠倒”的结果。
毋庸置疑，“进城”是中国农民获得现代体验的重要途径。农民一旦从乡村走进城市，必然受到城市生活的冲击和刺激。他们通过感受与体验城市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自己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因此，在短暂的城市生涯中，胡蝶完成了身份转换的心理认知，对人的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并且也在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是虚妄的。
二 回流农村与胡蝶的逆向文化休克
逆向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最早由学者斯格兹于1944 年提出，当时主要用于研究在海外多年的士兵归国后遇到的困难问题。目前多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意指从异域文化回归本土文化之后遇到的类似于文化休克的症状。
不言而喻，回流农村的胡蝶遭遇严重的逆向文化休克。她不得不面临“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这两个问题。“家乡”“城市”“圪梁村”，这是三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但就文化空间而言，“家乡”和“圪梁村”隶属乡土文化空间，胡蝶并未强调两者的区别，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并未认同自己的家乡，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城市人。所以，她始终摇摆的核心问题是：究竟自己是一个农村人还是城市人？违背意愿的拐卖只是痛苦的表象，认同危机才是痛苦的根源。换言之，在胡蝶建立起虚假的城市认同之后，“被拐卖”这一关键性的刺激事件使她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在文化心理上经历“敌对阶段”——“调整阶段”——“适应阶段”这一过程。
敌对阶段，基本以胡蝶被拐卖至圪梁村为起点，以其失身为终点。在这一阶段，胡蝶与圪梁村人达成了某种共谋——她是一个城市人。胡蝶在潜意识中置换了自己的出身，将房东老伯视为自己的父亲，将青文视为自己的恋爱对象，拼命呵护自己的城市记忆。她以城市的眼光打量圪梁村的人和事，全盘否定并全然拒斥圪梁村的一切，试图逃离圪梁村。小说中，贾平凹主要从生存环境、日常习俗、婚姻观念等来叙写胡蝶作为“城市人”与圪梁村人的不同之处，刻意强化“初中文化”“小西装”“高跟鞋”等城市文化表征。此外，贾平凹还一再强调胡蝶敏锐的听觉，譬如窑外乌鸦拉屎，窑内老鼠咬箱子，蚊子细声细气地嗡嗡响等，借此书写胡蝶与环境的“隔”。总之，在该阶段，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内在的文化心理，胡蝶都是难以适应的。
“调整阶段”大致以胡蝶的失身为序曲，以胡蝶儿子的出生为尾声。在这一阶段，圪梁村的暴力征服和文化召唤与胡蝶自身的认同危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审美张力。在胡蝶被关押的第303天，黑亮爹得知黑亮始终未能占有胡蝶，于是撺掇猴子、八斤等六人以集体强暴的方式，使其失身，以污名化及母子血缘的方式完成胡蝶的身份转换。当然，暴力征服带来的并非是心悦诚服的认同，所以在胡蝶被强暴之后，黑亮父子二人开始想方设法帮助胡蝶融入圪梁村。这些方法主要有麻子婶的“招魂”、訾米等外来媳妇的情感抚慰、老老爷的“看星”等。前两者不过是一种精神麻痹，而后者意在文化召唤。老老爷蛰伏乡间，俨然是圪梁村的文化权威，在他身上，贾平凹凝缩了乡土中国最后的文化倒影。尊卑有序而又古朴有爱，愚昧无知而又洞晓世事，乡村文化的驳杂性动摇着胡蝶心底的抵触情绪。而“看星”便成为胡蝶活下去的生存动力和召唤乡土记忆的重要手段。也恰恰是在老老爷“看星”的召唤之下，胡蝶的故乡出场了。那个南方的小村庄和圪梁村一同挤压着胡蝶的城市记忆。
与此同时，胡蝶一直在拒绝这种“同化”和“融入”，集中体现在“千方百计堕胎”“抗拒遗忘，伺机出逃”“怀孕期间坚持穿高跟鞋”等方面。生育是女性回归家庭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原因，电话号码是胡蝶返城的唯一希望，小皮鞋是她与城市文化的唯一勾连。但最终，胡蝶所有的抗拒都付之东流。内心撕裂的痛苦让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是老家那有山有水有稻有鱼的地方，是有着钢筋水泥高楼的车水马龙的那个城市，是这个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原上的苦寒的村子？这怎么说得清呢？！”4特别是，当她终于在老老爷的指引下，发现了自己的“星”，她的内心无比怨愤：“……这么说，我是这个村子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村子的人了……我苦苦地往夜空看了这么长的日子啊，原来就是这种结果吗？！”5
正是在这种惶惑之中，胡蝶进入了“适应阶段”。从生育的角度来讲，兔子的出生意味着胡蝶的扎根。首先，胡蝶从自己感官的钝化，敏锐地觉察出自己已适应圪梁村的脏乱环境，身上所有的城市气息均消隐殆尽，所有的城市感觉都在逐渐丧失。其次，她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逐渐“在地化”。贾平凹花了相当的篇幅来写胡蝶的转变。她开始主动叫黑亮爹，融入家庭，积极学会圪梁村的全部手艺和技艺。圪梁村人会的东西，她都会。就像黑亮所说的那样，她学会了做圪梁村的媳妇了。再次，贾平凹还以人性的方式设置了胡蝶最终的人生选择。无论是拒绝跟母亲相见，留在圪梁村，还是逃回城市在舆论的漩涡中再次回到圪梁村，都表明胡蝶开始认同圪梁村这一身份。只不过“逆向文化休克”会反复经历上述三个阶段，这也决定了胡蝶认同危机的持久性。
我终于不能再等了。我娘没来，訾米是搞错了，误解了，我娘怎能寻到这里来呢？我转了身往黑家走，先还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走到巷子里了，再回头村口已看不见，去村口的路也看不见了。6
由此可见，暴力征服和文化召唤虽迫使胡蝶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消除其内心的迷惘，反而使其成为文化的浮萍。
三 胡蝶困境与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
胡蝶的悲剧绝非个案，她和訾米等人构成了一个意义非凡的整体——回流乡村女性。毋庸置疑，中国农民的大迁徙运动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革命，它将近三亿7旧式的农民从农耕文明带入城市文明，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又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最终的归宿，绝大部分人将美好的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奉献给城市后，于风烛残年又回归故里。这种回流势必会带来文化与心灵的碰撞，它所产生的认同危机绝不亚于进城所带来的认同危机。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为痛苦的莫过于乡村女性了。作为双重的边缘人，她们既要忍受城乡文化冲突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又要忍受男权文化所带来的性别焦虑。
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所带来的性别文化的转型，为广大的农村女性带来了新的曙光，她们将城市视为“做人的空间”8。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乃至现在，广大的服务行业及电子、玩具企业等为农村女性提供了便利，她们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进而影响自己的婚姻选择和家庭地位。“广大农村青年正在经历着一场名副其实的婚姻变革，因而，与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介入相比，打工经济为年轻人的婚姻生活变革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支撑，影响更为根本。”9对打工妹来讲，“作为一种劳动主体，预示着社会抗争的新蜕变以及来自社会底层的‘沉默的社会革命’的到来”。这种革命“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10婚姻成为改变身份和向上流动的契机，择偶对象的地域链条也便形成：城市——城乡结合部——乡镇——农村。黑亮咒骂城市像血盆大嘴一样，吸走了农村的姑娘，并非无厘头的宣泄。但从实际来看，嫁到城市里的打工妹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打工妹只能再次回到乡镇和农村。对她们而言，改变的只是婚姻的形式（自由恋爱、外来媳妇等），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到了适婚年龄，她们就会重新回到农村的土地上，撑起生儿育女的责任。这是命运的流变和延伸，更是迁徙时代乡村女性生命的常态。
拼命要逃离的生活，又活生生地来到了你的跟前。复归静如止水的乡村生活，便成为回流乡村女性的第一重悲剧。而复归父权制，沦为留守的乡村妇女，便是第二重悲剧。《极花》中的窑洞、黑亮、老老爷、村长，构成了一个前现代的中国乡村，和大众视野中的颓败乡村遥相呼应。贾平凹的圪梁村与周大新的楚王庄，孙慧芬的歇马山庄，关仁山的河北平原，张伟明的南方山村，一同诉说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空心化”命运和无序状态。留守妇女就诞生在这里。圪梁村被拐卖的媳妇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南方山村的外来媳妇们等类似的乡村女性共同体普遍存在，她们在孤寂和贫苦的留守生活中抱团取暖。对她们而言，生存的疼痛还是其次的，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才是可怕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残存的封建观念及乡村代际传承的危机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揭示了男权话语下爱情与婚姻的真相——回到繁衍生殖的层面上来。她们是妻子、母亲，甚至是私有财产，可以被分割、被交易。“人”再一次退场了。
“不管是从农村去的还是原本城市的，那里是大磨盘么，啥都被磨碎了！”11 訾米留在了圪梁村，却不能在心灵深处认同乡村文化，活成了个“人样子”。经历过城市文明洗礼的乡村女性，却在乡村的土地上，成为熟悉的陌生人。那种迷惘的文化无根状态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诗意盎然。有着“怀乡病”的李平，和成子一起回到歇马山庄，渴望过上平静的生活。但生活又何曾回报她以平静，被监视的人生，成子的拳脚和乡村的无情放逐彻底击垮了她。九月、桃子、朱颖等从堕落的城市生活退场，凭借资本获得一时的美誉，可乡土传统伦理道德的压力和性别焦虑无时无刻不在压抑着她们。
《极花》充斥的是一种“庄子式的换位思维”：“哪都一样”“随遇而安”“换一种角度看人生”等与现实握手言和的生存哲学。这是自我安慰也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罢，但都无法回避乡村女性回流的现实困境。“‘庄生晓梦迷胡蝶’，何为庄生？何为胡蝶？这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迷惘，‘自我’的失落，寻找精神家园而不得的痛苦与不愿做‘垮了的一代’的挣扎……”12冬虫夏草，极花极草，何为极花，何为极草？如果说，庄之蝶还在“‘庄生’与‘蝴蝶’中找不到那个可以抵达彼岸的自我，作者只得将人物进行‘文化休克’的疗法，那么，在《极花》中，作者似乎找到社会文化的病灶，为这乡土文明的末世开出一服无可药救的偏方”13。只是这剂“人性的药方”难掩背后的悲剧，那个叫兔子的孩子长大后是否重走一遭胡蝶抑或黑亮的路。
结语
胡蝶最终的选择可谓是不可思议的反讽，但在这反讽的背后折射出当下中国的现实。随着“返乡潮”“逆向文化休克”症候群也在形成，返乡农民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脱节状态愈加凸显。“相比较一直呆在城市的打工族，那些在城市呆过几年、十几年的回流打工人，他们的人生必定多出更不一般的底色……他们离去的背影并不能和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彻底告别……过往的一切依然在他们生命里延伸，那曾经历过的记忆依然在影响着、延续着他们往后的人生。”14不过，我们的文学善于书写“进城的文化适应”，也善于书写知识分子返乡式的哀愁，但并不善于书写“回流农民的文化适应”。与之相对应的，逆向文化休克症候群又很容易被理想化的“农村新人”形象所替代，迁徙体验带来的文化撕裂感终被乡土重建的激情所替代。
但事实上，自迁徙伊始，城乡文明之间的界线基本已被打破，以血缘与地缘为特征的地域文化板块也开始呈现一种漂移状态。“城市”“圪梁村”“胡蝶的故乡”三个文化空间相互交融，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在路上的文化”。对于文化土层尚未松动的圪梁村来说，胡蝶是闯入者；对广大的农村来讲，胡蝶是回流者；对城市来讲，胡蝶是外来者，哪里都没有她的位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极花》超越了早期城乡迁徙文学中那种浓郁的乡愁意识，从“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书写“大迁徙”时代，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弋的中国农民的普遍境遇，尤其是回流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土文化重建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项目编号为16ZWC002]
注释：
1石华鹏：《极花：被泪水打湿的“现实”》，《文艺报》2016 年2 月25 日。
2刘根荣：《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当代财经》2006 年第11 期。
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 页。
4 5 6 14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95、124、202、115 页。
7据国家统计局2018 年4 月27 日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 万人。
8学者严海蓉在《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 年第7 期）一文中认为面对日益凋敝的农村，城市成为农村年轻女性的希望空间和做人的空间。
9田先红、陈玲：《打工经济对农村青年婚姻生活的影响》，《当代青年研究》2008 年第12 期。
10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
11 丁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 年第3 期。
12丁帆：《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文艺报》2016 年2月3 日。
13张伟明、周航：《“打工文学”与“后打工文学”》，《长城》2011 年第11 期。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