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BBC中文
通识科到底有没有教坏年轻人？反修例示威后重燃战火的香港教育大讨论
梁恩荣指，2009年设立通识科是为了回应香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但因知识互通，讲香港社会不可能只讲经济，很多内容都牵涉到政治，原本课程设计不是为提升学生政治教育，但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不论特区政府还是以前的殖民地政府，都希望香港人是政治文盲（politically illiterate），政治文盲易管易教，专心赚钱，做好生意，做好金融，”他说，“香港政府不是想用通识科培养政治启悟者（politically literate），但误打误撞，通识科发挥了培育政治启悟者的功能。”
不过，他并不认同通识教育鼓励了年轻人上街抗议。
“通识科让学生知道分析、知道从多角度去看问题，但不能令到学生上街。什么让学生上街？学生分析之后，做道德判断，觉得这是不公义的，所以我要改变。”梁恩荣说。
从通识科考试评分标准来看，也是倡导学生多角度思考，政治取态不影响得分。
中学通识科教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通识科评卷人朱子岩（化名）对BBC中文指出，通识科最讲究的是要学生独立思考有批判性思维，学生政治立场“绝对不影响评分”，所以他认为，通过通识科灌输某些思想的说法，不能成立。
“最重要是你有清晰立场，背后有足够理据去支持你的看法。你的立场，支持或反对，完全不重要。”他说。
朱子岩也认为，导致年轻人上街不是因为通识科，而是因为社会环境或者政府管治与年轻人期望的不一致，“通识科推行这么多年，为什么直到2014年后才开始说通识科有问题？通识科没有改变，是社会环境变了”。
通识科教师应“接受考试”
一些香港政界人士认为，应该取消通识科必修必考。
香港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接受BBC中文采访表示，通识科学习范围太广，老师专业水平参差，考题中有高度政治性的必考题。她认为，过去一年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半的年轻人都是受到通识科影响上街。
梁美芬建议，将通识科改为选修科目，同时通识科老师应该接受品德审核和专业知识水平考试。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梁恩荣认为，香港政府“处理”通识科的方向极可能是“减少通识科培育政治启悟者的能力。核心目的就是让香港下一代人变回政治文盲”。
至于如何达成目的，方法就有很多。“比如整个科取消，但这个比较难办；如果不全科取消，或许就将通识变为辅修，减少政治内容，增加民生、文化内容将科目去政治化，”他预测。
对于通识科未来的发展，香港教协去年曾对通识教师进行调查，近八成受访者认为通识科应维持必修必考。
作为资深通识科教师，朱子岩不同意取消通识科必修必考，因为若取消，会影响到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国际认受，对想去国外读书的香港学生带来很大影响。
香港教协副会长庄耀洸对BBC中文表示，当年通识科成为必修必考科目，是希望学生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质素。“如果要取消必修的话，有没有想过当初为什么要必修呢？是不是你当初的初衷错了？如果要改变，为什么要这样改变？除非你说有其他替代，有其他科能达到（这个初衷）。”
目前，香港政府对通识科已经采取了一些手段。去年9月，香港教育局推出通识教育科教科书“咨询服务”，有7家出版社把共十套课本送审。
去年10月，香港政府刊宪，任命香港教育局课程发展处通识教育组全组11名课程发展主任为督学。督学可到校重点视学、观课等，审视学校教学情况。教育局称，会按需要同时进行课程探访和重点视学，先在通识教育科试行。
庄耀洸表示，如果教育局要求书商改课本，书商能不能够抵制住压力；政府派督学到学校监察老师教学，会不会给老师授课带来影响，都有待继续观察。
对香港教育“动手术”
除了通识科，近日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也出现争议。一道询问考生是否同意“ 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题目，遭到香港特首和教育局的猛烈批评。
朱子岩十分担忧，特首和教育局的高调批评会为未来各个科目的考评工作划下禁区，从而影响学术自由。
“如果你划了禁区，会对考评的专业造成障碍，出题的时候会受到牵制，不能够更加全面通过考评考核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 ”他说。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对BBC中文指出，2016年来中国教育部与香港教育局开始举行定期一年两次的工作会议，中国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也罕见提出“全面落实中央对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项任务”，“意味着中央要对香港的教育动一个手术，插手到课程、教材等方面”。
去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张晓明发文解读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也明确提到，香港存在国民教育方面的缺失，需要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吕秉权表示，北京认为香港教育的问题就是缺少国民教育。在没有国民教育的情况下，通识科既无法教学生爱国，又可能会让学生有一些反动思维，所以往往成为被归咎的对象。
他说，不排除教育因素或许会影响年轻人，但导致年轻人参与社运最重要的是政治社会环境是否有迫切性以及香港年轻人对中国政府种种做法的切身感受。
“大家在香港看见大陆是怎么对这些维权人士，怎么迫害宗教自由，怎么在再教育营中压迫维族，怎么不让人有网络的自由。在新冠肺炎爆发时也是非常赤裸裸地看见一些讲真话的人，李文亮医生等人的结果，”吕秉权说，“这些都是国家在万千大陆跟香港青年人面前做出的（言传）身教，这种身教让大家上了一堂非常好的国民教育课。有这么鲜活的例子，你不需要什么通识教育，年轻人已经明白中国的国情是怎么一回事。”
